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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吳鉤——說不盡的粟裕》摘錄

2018-01-20來源:本書編輯:

第七篇 戰(zhàn)友 劉伯承真正的遺囑是什么?與華國鋒無關(guān)  第339頁


錦上添花者眾,雪中送炭者少,人情自古如斯。

失意者往往門前冷落鞍馬稀,而得意者則趨之者熙熙攘攘,種種附會之說也隨之而起,傳為津津樂道的佳話。因而,寫史者不可不慎。

《春秋》周刊2006年6月8日一篇署名文章《太行老區(qū)——鄧小平的第二故鄉(xiāng)》,講述了129師原政委張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如何成為繼任人選的故事,頗為傳奇。

作者說:“張浩一走,政委一職由誰來接替呢?中央領(lǐng)導(dǎo)研究了幾天都沒能找到合適的人選。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時,毛主席都沒有同意。”

文章寫到了毛澤東首先考慮徐向前,說:“毛主席認為,這支部隊是徐向前帶出來的,他在部隊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將,更適合帶兵打仗。而且八路軍要建立幾個相當于師一級的部隊,徐向前將有更重要的任務(wù)。”

隨后又考慮了任弼時等人。文章說:“至于任弼時,他應(yīng)留在中央?yún)f(xié)助毛主席工作。另外還提出過幾個人,毛主席考慮了也覺得不太合適。”最后,“毛主席把劉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舉一個人選。”

劉伯承趕到延安后,馬上推薦了鄧小平。文章說:“劉伯承提出來讓鄧小平擔任129師政委。”

作者還如臨其境地演繹說:“毛主席問了許多問題,最后說:‘伯承,你說得對,小平是個人才,把他放在129師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了。’后經(jīng)中央討論通過決定,鄧小平擔任了129師政委。”

不僅如此,作者還描述了劉伯承、鄧小平后來為兒子“搶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場景。

鄧小平戎馬半生,的確于1938年1月從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任上接任129師政委,劉伯承之子也的確叫劉太行。但細節(jié)是否如此,鮮有人懷疑、或者寧可信其有。因轉(zhuǎn)載者甚多,幾近鋪天蓋地,于是漸漸成為“正史”。

依照常理,能與繼毛澤東之后的第二代領(lǐng)導(dǎo)核心之間有傳奇故事,留名千載,榮耀后世,是求之不得之事。但這是一般世俗常人的心理,真正特立獨行、人品高潔者不屑于此,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即是一例。

同年7月20日,特以知情人的獨特身份,在《人民政協(xié)報》發(fā)表《從糾正幾個史實引出的對往事的回憶》一文,專門闡述真相,糾正錯誤傳聞。

他說:“毛主席召劉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據(jù)歷史記載,1937年9月30日1938年1月6日這段時間,劉伯承未回過延安,他回延安的時間是1943年10月,因而與毛主席的談話沒有發(fā)生過。”

考究劉伯承年譜,這段時間的確不曾到過延安。如此一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劉伯承推薦鄧小平一事也就不存在了。

他說:“劉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點是謹慎、認真,對事業(yè)極端負責任,不隨波逐流,而這個特點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chǔ)上,他不了解的情況除了盡力去了解外,從不表態(tài)。”

1938年1月前,劉伯承長期擔任紅軍總參謀長,鄧小平則是瑞金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紅星》報主編等職,與劉伯承沒有交集,彼此并不熟悉。

因而劉太行說:“在鄧小平擔任129師政委前,他沒有與之一起工作和生活過,他是不了解鄧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讓鄧小平當129師政委。”

關(guān)于劉伯承和鄧小平都為自己的兒子“搶取”名字“太行”一事,劉太行也實事求是地說明同樣為子虛烏有。

隨后,諸多媒體又爆出了《劉伯承留給華國鋒的“特殊遺囑”》的“新聞”。

這則“新聞”也與鄧小平有關(guān),講述劉伯承對前來看望自己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說:“我死后只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否則決不進八寶山,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尸體扔進荒郊野外去算了。”

新聞來源則是“日本學者首先披露,然后流傳一時”。

很少有人知道,1873年以后,劉伯承已經(jīng)喪失了思維能力。兩年后,他又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因而他不可能在1976年前后突然有了思維意識,向華國鋒提出自己百年后追悼會的要求。

劉太行不忍傳聞貽害后人,在《糾正幾個史實引出的對往事的回憶》一文中予以糾正。

他說:“大家都知道。劉伯承同志是在301醫(yī)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過誰來當主持追悼會主持人的問題。”

他介紹說,父親逝世當天下午我急匆匆趕到醫(yī)院,上電梯時,碰見了溫家寶同志,那時我不認識他,旁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我進入客廳時,楊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來洪學智同志也來了。楊尚昆對溫家寶說:“劉伯承同志的追悼會,中央要研究,劉伯承同志對中國革命是有重大貢獻的,也是有影響的人。”

既然還需研究,也就不存在劉伯承早已指定的內(nèi)容了。

劉太行回憶說:“關(guān)于追悼會的事,我們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辦的。”他認為他父親作為一個一生謹慎的共產(chǎn)黨人,即使頭腦清醒,也不會為個人去向組織要求什么。他說:“劉伯承是我父親,但他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他一生行為規(guī)范、縝密,嚴格遵守黨紀,任何時候都是按黨的規(guī)定和要求辦事。”

劉伯承本人不會提出指定自己追悼會主持人的個人要求,他的家人則更加如此。

劉太行回憶說:“我們作為劉伯承同志的親人,在開追悼會這個問題上,一直遵循劉伯承同志的遺志,所以追悼會從時間、地點、規(guī)模和主持追悼會的人以及致悼詞的人都是中央決定的,我們家里的人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那么,劉伯承究竟有無個人遺囑呢?劉太行說:“如果說劉伯承有遺囑的話,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實實在在為國為人民做些好事’。”

也就是說,這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遺囑與華國鋒無關(guān)。

華國鋒的確拜訪過劉伯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專程登門探望了85歲高齡,且雙目失明,喪失正常思維和語言能力的軍中元老劉伯承。

華國鋒秘書曹萬貴2011年2月回憶說:“粉碎‘四人幫’大會結(jié)束后沒多久,首長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劉伯承的寓所探望,由于劉伯承身體欠佳,探望時間很短。劉伯承沒有語言能力,華國鋒就與劉伯承家屬交談了一會兒就走了,并沒有遇到來探望劉伯承的其他人。”

曹萬貴1968年便開始跟隨當時尚在湖南任職的華國鋒,直至華國鋒去世,對他的行蹤是相當清楚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