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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他家鄉的省委書記》摘錄(4)

2012-05-20來源:人民日報編輯:

 

第十一章“講老實話,是老實人”——毛澤東與華國鋒

『沉著應變,49歲的華國鋒被毛澤東稱為“老人”』


毛澤東對美國人斯諾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49歲的華國鋒被稱為“老人”,意味深長

1966年6月16日至29日,毛澤東在湖南逗留了14天,其中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此次回湖南,毛澤東是為了排除日常事務的干擾,集中時間和精力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期間,毛澤東沒有開會,沒有談話,也沒有提及“文化大革命”的話題,只是向參加會見的湖南領導千部們透露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當時,華國鋒及湖南省的其他領導人都沒有領會到毛澤東所說的“長征”,的含義,他們最初甚至認為,文化革命只是文藝界的事情。所以,當省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時,擬安排華國鋒參加,但華國鋒卻認為自己是主管財貿工作的,不分管文學藝術工作,不方便參加文化革命小組,故沒有參加。華國鋒后來說自己政治水平不高,這是應該算是一次突出的表現。但在政治動蕩的年代,這種“政治水平不高”,實際上正是華國鋒的可貴之處。

1966年10月,湖南“文革”的局勢開始大亂,省委、省政府基本癱瘓。華國鋒同其他省委領導人一樣,也受到了沖擊,并被剝奪了權力而“靠邊站”了。

1967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掀起奪權風暴。根據中央的要求,奪權必須實現。“三結合”,即革命委員會必須由革命群眾、革命軍人和革命干部三個方面的代表組成,華國鋒成為造反派的爭取對象。

簡稱為“省紅聯”的“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籌備委員會”首先于1967年3月29日草擬了《奪權公告》,將華國鋒與萬達、孫國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列為干部中的結合對象。“省紅聯”是高校學生、機關干部占主導地位的組織,在當時的造反派組織中占主導地位,但華國鋒對“省紅聯”的爭取卻沒有給予回應。

與“省紅聯”對立的“工聯”,實力大有超過“省紅聯”,之勢。為了主導奪權,“工聯”于1967年5月將王延春、華國鋒等省委領導從省委大完揪出,將他們軟禁在長沙汽車電器廠廠內。在批斗王、華的同時,“工聯”一號頭頭胡勇親自出馬,要求華國鋒表態支持“工聯”。華國鋒回答說,應該支持造反派,但具體支持哪個造反派組織,得聽從組織的安排,個人不好隨便公開表態。不論胡勇等人如何勸說和威脅,華國鋒都保持自己的這一立場。

毛澤東沒有忘記華國鋒。當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湖南“文革”動態和組建“三結合”新班子情況時,毛澤東說:“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華國鋒。他就是一個老實人,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志,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有頭腦,理論水平也行,這樣的人我看還是要結合進去,左中右,我看華國鋒還是左派嘛。

在毛澤東的關注之下,1967年9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時,華國鋒被指定為副組長,組長為黎原,另一副組長為章伯森。1968年4月6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黎原任主任,華國鋒等任副主任。

江青對湖南的這個班子很不滿意,說“湖南省的革命委員會是老保委員會”。于是,湖南的造反派又大鬧起來,指責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是走資派復辟,要與之斗爭到底。在這一背景和全國新一輪“大武斗”的形勢下,湖南局勢在1968年夏季進人“文革”以來最混亂的階段。全省各主要城鎮和大中型企業,普遍出現了武斗現象。

正在這時,1968年6月26日至28日,毛澤東來到湖南。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了上述情況,并點了湖南省委機關造反派組織“永向東”的名。毛澤東對造反派的這些行為十分反感,明確指示說,“永向東”是打著反復辟的口號搞復辟必須予以批判斗爭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1968年9月召開了第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批判了帶頭鬧事的省革委會副主任葉衛東。

在那種動蕩的局勢下,華國鋒根據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盡可能地把湖南的經濟建設搞好。

1968年春節,華國鋒前往常德地區視察。前來匯報工作的干部中有一位是常德縣蔡家崗公社的黨委書記,名叫劉春樵。當時蔡家崗公社是常德縣有名的窮鄉僻壤。但在劉春樵的領導下,蔡家崗公社不但農業搞得好,而且辦起了水泥廠、石灰廠、磚瓦廠、陶器廠、綜合加工廠、農藥廠,甚至還辦起了機耕隊,向周邊社隊搞勞務和技術輸出。通過幾年努力,蔡家崗公社變成了一個“用錢不要國家貸款、吃糧不要國家返銷,集體不欠國家的,社員不欠集體的集體不欠群眾的”的公社,并且從1964年的欠債幾十萬元,到1968年一變而成為一個有了50余萬元存款的富裕社。

從傍晚開始,一直到晚上9點多鐘,華國鋒不露聲色地認真聽著匯報,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他長時間地認真傾聽,說明他對這種做法的肯定和欣賞;但他卻始終沒有表態,因為劉介紹的許多做法是很不合時宜的,在當時完全可以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在場的常德地區領導弄不清楚華國鋒的態度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十分緊張,劉春樵事后也感到很不安。

從內心來說,華國鋒是非常贊同劉春樵的做法的,但他不知道這種做法會不會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回去后,他將蔡家崗公社的材料核實整理后報送給中央,結果,毛澤東在材料上欣然批示道:“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

在華國鋒的努力下,劉春樵這樣抓生產的典型一躍而成為中共九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大和十一大又連續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并先后擔任了常德縣委第一書記、常德地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常委等職。

劉春樵的傳奇故事,反映了華國鋒在“文革”時期對搞好生產的重視。

1969年6月26日,毛澤東再次回湖南。一在談話中,毛澤東強調,黨的九大后要抓革命、促生產。并且特別指出,“湖廣熟,天下足”,湖南要抓緊糧食生產,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在重視生產這一思路上,毛澤東和華國鋒又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了!

當時,全國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人前往大寨參觀,使大寨這個只有400多口人的小山村不堪重負,同時也增加了參觀者所在單位和縣、社、隊的行政開支。湖南的一些縣,一去就是四五百人,浩浩蕩蕩。對此,毛澤東批評說,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不要那么多人到大寨參觀,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華國鋒在湖南又抓了兩個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新田縣和安鄉縣。新田和安鄉是兩個有不同代表性的典型。新田的自然條件差,屬于艱苦奮斗的典型。安鄉位于洞庭湖區,在戰勝洪水的前提下,是一個條件較好的農業區。華國鋒親自到公社、大隊了解情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并及時糾正農村工作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新田和安鄉都成為了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安鄉還成為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1969年10月,湖南在安鄉召開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現場交流會,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學新田,趕安鄉”的熱潮。

毛澤東了解了這些情況后,十分滿意地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就是要各地搞自己的大寨。

在毛澤東的不斷鼓勵和關懷下,華國鋒在逐步地成熟。1970年12目,在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同時還兼任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軍區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這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對華國鋒的信任。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與美國友人斯諾談話時提到了華國鋒。毛澤東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第二個是現在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來也是湖南省的一個書記;第三個是甘肅省的第立把手胡繼宗。”

此時的華國鋒,只有49歲,被毛澤東稱之為“老人”,可謂意味深長。這里所說的“老人”,可以理解為“文革”前的省委領導人,因此有人包把這個詞意譯為“老班子的人”。李、胡二人也是“老人”,而且都是比華國鋒資歷更老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屆委員會的副書記。毛澤東只稱華國鋒一人為“老人”,而且排列第一,使華國鋒更為引人注目。

斯諾回美國后,把毛澤東與他的談話寫成文章,發表在美國《生活》雜志上,其中也提到了華國鋒的名字。華國鋒因此而引起了國外較多的注意

正是這樣一位“老人”,此后日益受到毛澤東的器重。1971年1月,華國鋒奉調入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1973年8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 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直至1976年4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擔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