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斗爭』
當晚，華國鋒通知中聯部部長耿飆到懷仁堂接受任務。華國鋒曾在10月4日要求耿飆同志在最近的幾天中在家中等華本人打給他的電話。耿飆到懷仁堂后，華國鋒、葉劍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領導、控制的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等新聞機關，奪回被“四人幫”控制的宣傳、輿論陣地的領導權。
隔離“四人幫”后，衛戍區部隊將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隔離審查了。當時，由市委辦公室主任陳一夫以我的名義通知他們立即到市委開會，他們一到就被吳忠派人隔離了。謝靜宜好像住在北京醫院里，金祖敏還是過了一段時間才找到的。
衛戍區在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中，起了很大作用，后來負責中央宣傳口的副手邱巍高就是衛戍區的副司令員，衛戍區的參謀長也被調出來協助中央工作了。
10月6日晚10點多鐘，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召開緊急會議。由于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將解決“四人幫”問題同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打了招呼，會議很快進入議程，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
討論中央第16號文件。政治局會議一致同意：
一、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
二、通過第16號文件［1976］，文件內容是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通報黨中央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和推選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的決定。
在討論16號文件時，好像是紀登奎同志說，毛主席曾講過對“文化大革命”作三七開的評價，文件是否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就涉及到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剛剛粉碎了“四人幫”，全國的形勢尚未穩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單從戰術上講也是不策略的。所以，葉劍英同志說：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他做了個手勢，豎起大拇指，說毛主席還是這個。
葉劍英在以后數次的政治局會議上都講要更高地舉起毛主席的旗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
我認為，在粉碎“四人幫”時的歷史條件下，葉帥堅持這樣的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當時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穩定全國的形勢。
這次政治局會議還討論了一些比較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穩定首都局勢，北京不能亂，出事由吳德負責任。
會議結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住在了玉泉山。
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復雜。一些被“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都出現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一些追隨“四人幫”的壞人就公開攻擊黨中央領導的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叛亂的跡象。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開政治局會議，政治局的同志與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分別談話，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及時了解各地的動態，交換問題處理的意見。
鑒于上海是“四人幫”幫派勢力較大的地方，又有叛亂跡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蘇、浙江和南京部隊負責同志到北京談話，要求他們注意上海情況。中央政治局隨后才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來北京談話。中央與馬天水談話時，馬天水堅持其頑固立場，陷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對隔離“四人幫”，他說隔離審查是錯誤的。這次談話以后，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說，“四人幫”出事了。徐景賢、王秀珍開始策劃上海武裝叛亂。后來，中央干脆通知讓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來一起談“四人幫”的問題。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他們不敢以卵擊石，被迫取消了叛亂行動。
這以后，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為了進一步控制上海局勢，解決上海問題，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到上海分別擔任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第三書記。當時考慮蘇振華是海軍政委，可以指揮東海艦隊；倪志福是上海人，勞動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響；彭沖是江蘇省委書記，江蘇鄰近上海。蘇、倪兩位把上海局勢穩住后，就由彭沖主持工作了。
由于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當，“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也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群眾在得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之后，采取了各種形式來慶祝。中央怕發生意外，曾要求有組織地游行。
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的慶祝大會，指定由講話。我提出，這是首次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由我講話不合適。但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時，葉劍英還是要讓我講，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講話稿是政治局集體討論定稿的。我記得在講話中說了“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這樣的話。
接著，又提出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程主要是：一、調換外交部長。二、通過毛主席生前批準的鄧穎超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人事安排。三、作關于粉碎“四人幫”的匯報。當時，我是人大常委會常務副委員長，葉帥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幫”的匯報。按照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起草好了匯報稿，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時，我提出了“批鄧”是否還要提的問題。華國鋒說：“１６號文件剛剛發表，這個報告口徑以與16號文件一致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見，政治局通過了我的匯報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匯報時，我講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現在把‘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除掉了，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夠做得更好”的話，為此胡耀邦同志后來批評說，第一個提“凡是”的是吳德。
當時，我考慮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張、江、姚等人是“四人幫”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江青他們有篡黨奪權的野心”的，我認為匯報應該強調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做的，以此為根據才能更好地穩定全國的局勢。因此，匯報中歷數了“四人幫”的罪行之后，我講了“一個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沒有要阻止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念頭，也沒有意識到這樣講話會引出問題。
關于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我記得常委們議論過。10月份，華國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至于常委們是怎樣為此事進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后，具體的時間記不準確了，在李先念的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還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同志，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
鄧小平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對我們說：“很好啊！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幫”事），干凈利索！”
李先念講：“我們還要請你出來工作呢！”
鄧小平同志風趣地說：“出來干什么？”
李先念說：“起碼官復原職。”
當時，鄧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過的房子里，他還興致勃勃地請我們去看了為王洪文修的電影廳，鄧小平同志說：看，這就是電影廳。
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一段較長時間里，中央領導同志在玉泉山集體辦公，大概陸陸續續地開了半年的會。我和倪志福同志住在朱德同志住過的４號樓，開會是在7號樓。
粉碎“四人幫”后，猶如在黨的肌體上切除了一個大毒瘤，健康因素增強，形勢大大發展，情況更有所變化。今天有這樣一個興旺的局面，我應當為此高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了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意義，它指出：“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斗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我認為這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