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農業發展速度，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保證。為了盡快地把農業搞上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的出發點首先是要發揮我國七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干部選舉、帳目公開。這些重要的政策，體現了我們黨在經濟上充分關心幾億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證他們的民主權利；體現了農民真正是集體經濟的主人。持續地、穩定地執行現階段農村各項重要政策，對于發揮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加快農業發展速度，必將產生巨大的作用。
黨的三中全會重申和充實發展的這一系列重要政策，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建國以來，我國農業的發展是有曲折的，前一段比較快，后一段比較慢，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倒退。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幾年，由于我們堅決貫徹執行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妥善地處理了國家、集體和農民個人之間的關系，使這一涉及幾億農民的
生產關系的大革命，穩定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一九六二年，《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即“六十條”）頒布以后的幾年，我們黨在農村的正確政策，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迅速扭轉了三年困難時期的被動局面，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并有了新的發展。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時期，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遭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農業生產發展緩慢，好些地區甚至下降倒退。粉碎“四人幫”以來，凡是認真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切實落實黨的政策的地方，農業生產形勢就迅速好轉。去年，在解放以來罕見的大旱災面前，有些省區能夠戰勝災害奪得增產，或者減少了損失，也是由于黨的政策的威力充分發揮了作用。實踐證明，我們黨的這一系列政策在農村已經深入人心，受到億萬農民的熱烈擁護。政策落實了，群眾就高興，生產就順利發展。正如華國鋒同志所指出的：這些政策是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和壯大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正確政策。
二十多年來，我們的農村政策遭到破壞的時間比得到認真執行的時間長得多。值得深思的是：林彪、“四人幫”這一小撮為什么能夠有那么大的能量，把農村政策破壞得范圍如此廣，時間那么長，危害程度如此嚴重，今天割“資本主義尾巴”，明天搞“窮過渡”，把好端端的農村鬧得雞犬不寧？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多，有些地方為什么不但繼續搞那一套極左的東西：批判定額管理，取消評工計分，取代集市貿易，限制家庭副業，沒收自留地，搞“窮過渡”，等等，而且公然攻擊落實黨的農村政策是對農民的“讓步”，是“行小惠”，誣蔑群眾和干部要求落實政策的呼聲是“吹冷風”，搞“倒退”？根本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是一條極左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很容易欺騙一些人。長期以來，有些地方不斷地反對什么右傾，反對什么復辟，大批所謂的資本主義，折騰個沒完沒了，實際上他們所反對的、所批判的就是黨在農村的正確政策。這就把是非完全顛倒了：破壞政策的行為，被認為是革命的行動，破壞政策的人受吹捧，被提拔；認真執行政策的人，則被認為是老右傾，老保守，搞復辟倒退，走資本主義道路，挨批挨斗，罷官撤職。這些極左的說法和做法，使很多干部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恐右癥”，使林彪、“四人幫”破壞農村政策的罪行在不少地方受不到有力的抵制，甚至暢行無阻。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好些地方對“四人幫”的極左流毒沒有認真揭批，“‘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精神枷鎖仍然禁錮著不少干部的思想。有些人因為搞慣了“左”的一套，甚至因此揚名得利，現在要他們來批極左，當然不容易轉過彎子。有些人接受多少年的經驗教訓，總把在政策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看做是冒風險的事情，怕再反右。這就是當前落實黨的政策的最大的思想阻力。當然，前些年有的地方確實也存在一些很右的東西，在“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橫行的地方，他們大搞分田單干，投機倒把，盜竊國家或集體財產，貪污腐化等等，那才是真正的在復辟資本主義。對于這些真正右的東西，理所當然地要進行批判，要堅定不移地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努力發展集體經濟。
落實農村政策是廣大農村干部和社員群眾的迫切要求，但也有不少同志還心存疑慮。他們擔心現在強調落實政策，不過是解決當前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的“權宜之計”，幾年之后，農業生產情況好轉了，會不會又來一次反右傾呢？這種余悸是有根據的，這是農村政策多
次反復的結果，也是“恐右癥”的另外一種表現。應當承認，這樣反復的現象的確是有過的，這主要是林彪、“四人幫”干擾和破壞所造成的，我們必須挽回長期以來這種失信于民的影響，防止“左”傾復活，堅決采取措施落實黨的政策，取信于民。
首先要治好破壞黨的政策的“‘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頑癥。這種頑癥已經害得我們吃夠了苦頭，教訓特別深刻。建議各級黨委，廣泛地發動干部和群眾，解放思想，開動機器，認真地總結多年來的經驗教訓，肅清這種“左”比右好的流毒，使干部和群眾從自己的親身經歷看一看“左”究竟是比右好，還是同樣的害國害民？同時，也應該聯系實際，具體分析一下，過去批判的所謂右傾，究竟是真正的右傾，還是堅持實事求是認真執行政策？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分析一個社、一個隊，甚至一個農民家庭的具體的經歷，來認清極左的危害，也是對林彪、“四人幫”搞極左的反革命活動的有力批判。只要把極左批透了，劃清了界限，統一了認識，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礎，我們就能夠持續地穩定地執行黨的各項政策。
要取信于民，必須維護黨的政策的嚴肅性。在執行政策問題上，一定要是非分明，賞罰嚴明。要表揚那些執行政策的模范，要表揚那些敢于同破壞黨的政策的現象作斗爭的先進分子。對于那些橫行霸道、破壞黨的政策、投機取巧、升官發財的典型，要堅決予以揭露、批評和處分。粉碎“四人幫”以后，對現階段農村的各項政策，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和社員群眾的經濟權利受到新憲法的保障，我們正在通過健全法制來保證各項重要經濟政策的實現。對于那些繼續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人，必須繩之以黨紀國法，而不能縱容姑息，否則，我們的政策就不能取信于民。
落實政策事關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是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各地應當在春耕大忙之前，把黨的各項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傳講解，讓黨的政策和廣大群眾直接見面。把“武器”交給群眾，把億萬農民群眾動員起來，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使群眾敢于起來抵制、批評、揭發和控告那些違反黨的政策的人和事，直至使他們改正錯誤為止。這是我們持續地、穩定地執行農村政策的最有力的保證。
（選自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報》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