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啟才，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
2008年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2周年。1976年6月，他的病情加重。7月，中央決定對喪事預作準備，指定專人起草訃告和悼詞文稿。本文作者周啟才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參加了訃告和悼詞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澤東逝世后政治局討論這兩件文稿和治喪事宜的會議，親歷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過程。
『突如其來的任務』
1976年7月下旬，汪東興打電話急促地對我說：“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馬上到懷仁堂正廳等候，中央有緊急重要任務交你們辦。”我立即打電話告訴了李鑫，不到一刻鐘，我們氣喘吁吁地來到懷仁堂。只見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腳步匆匆地向正廳走來。進入正廳，他們站在那里，沒有落座。
紀登奎神色凝重，面帶哀傷地對我們說：“中央領導同志派我們來向你們傳達一項緊急重要任務，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醫療組的專家們精心全力治療，但從病情發展看，不幸事件隨時可能發生。中央決定，喪事要預作準備，指定由你們二人負責起草訃告和悼詞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強，時間要求緊迫，你們要盡快完成，保證中央使用。”說完，他們轉身匆匆離去。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任務，我們驚愕萬分，一時不知所措，竟不約而同失聲哭起來。不一會兒，汪東興的秘書打來電話說：“東興同志指示你們就在懷仁堂正廳辦公，這里環境安靜，也有利保密，生活問題已布置警衛局服務科操辦。”
毛主席的訃告和悼詞怎么寫?多長時間內寫出來才能保證中央使用?經過討論，我們感到中央要我們完成的任務和要求，已經明確，當下我們需要的是讓思想情緒趕快穩定下來。我們先起草了訃告文稿，而后草擬了悼詞文稿。悼詞文稿沒有沿用以往慣例寫毛主席曲折、光輝的革命簡歷。因兩個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況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澤東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務完成后，我們電話報告了汪東興，并請示是否將兩件文稿送他閱轉中央。汪東興聽后說：“兩件文稿，由周啟才親自加封，親自保管，暫不上報中央，什么時候上報，待命。”
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辦公室，密封好兩件文稿，鎖在我專用的保險柜里。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北京有較強震感。
為了保證黨中央工作的正常運轉，秘書局工作人員于當天搬出了辦公樓，在樓南臨時搭建的軍用帳篷內辦公。我將我保管的訃告和悼詞文稿，裝在一個小保險箱里，親自轉移到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恢復正常辦公后，我又將文稿封存在我辦公室的保險柜里。
『江青陰謀未能得逞』
1976年9月9日零時十分，毛澤東逝世。清晨五時十分左右，汪東興打電話到我辦公室，他哀傷地對我說：“老周，你帶上那兩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會議廳來，政治局等著討論。通知李鑫也來這里。”
我急速打開保險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樓直奔毛主席住地會議廳。半路上看到汪東興正在毛主席住地外邊馬路上來回踱步，不時地朝我來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著我們。
汪東興對我說：“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兩點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開到五點，江青在會上搗亂，干擾會議議程。現在政治局正等著討論訃告和悼詞文稿，你趕快進去。”
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會議廳，廳內燈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華國鋒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幾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發椅上，并把文稿啟封。
這時，江青從會議廳大門進來，她邊走邊叫：“我還是要求政治局討論鄧小平的問題，今天會上要作出決定，要把他開除黨籍。”這句話她重復了好幾遍。此前她在會上就曾提出這一問題，經與會大多數政治局成員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現在她又舊話重提，會上無人吭聲。
華國鋒怒視著江青，當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華國鋒拿起茶幾上的兩份文稿，環視了一下會場，說：“現在繼續開會，討論中央預先準備的訃告和悼詞文稿，今天主要討論訃告文稿，會上要定下來，下午要對國內外廣播，時間很緊；悼詞文稿也過一遍，不討論，會后印發給大家，另擇時間開會商定。”
華國鋒指示我把訃告文稿在會上讀一下。訃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布，定名為：《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全文2500 多字。我以較慢的速度讀完后，華國鋒說：“大家看有沒有原則性修改或補充意見? 有，請提出來討論；如沒有，我意先送中辦秘書局印刷廠加急排印，印出清樣，人手一份，我們再仔細推敲定稿。”
與會成員同意華國鋒的這一意見，一小時不到印出了清樣，我在會上分發給與會成員。
在排印訃告文稿期間，李鑫在政治局會上讀了悼詞文稿，華國鋒批示后，交我會后印發政治局各成員。經過討論，會議一致通過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決定9 月9日下午4 時對國內外廣播。 (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文史博覽》雜志2008年9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