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30 年紀念行將全面開始的時候, 廢除“文革”的前中國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先生8 月20 日已駕鶴西去, 但他在改革開放史上的地位似乎得到的仍然是較為尷尬的評價。我們通常都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打破“兩個凡是”思想迷霧的航燈, 通常把去除掉華國鋒的權力視為改革開放開始和深入發展的前提, 華國鋒在歷史上一直被定位為改革的最大阻礙。但歷史是人書寫的, 華國鋒固然有過錯,但他對于中國發展所做的貢獻并不能全盤否定, 除了“文革”之外, 他對于改革亦有開鑿之功。
1977 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這個會議決定了鄧小平的復出, 也給1976 年天安門事件平了反。今天回過頭來看, 雖然有各方壓力, 但如果沒有華國鋒的點頭, 鄧小平能不能實現第三次復出就還是一個未知數。畢竟, 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 華國鋒是黨政軍一肩挑, 既是中共中央主席, 又是國務院總理, 還是中央軍委主席, 可謂權傾一時。在這次會議上, 華國鋒有兩句重要的話, 一句是給“天安門事件”的, 他說“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 表達自己對周總理悼念之情, 是合乎情理的”; 一句是給鄧小平的, 他說,“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從這兩句話來看, 華國鋒并沒有遵守“兩個凡是”。因為“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性質, 鄧小平也是毛澤東親自撤的職。可見, 華國鋒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樣食古不化。
其實,“兩個凡是”有四個版本。
第一個是1976 年10 月26 日華國鋒首先提出來。他在談到報刊批判“四人幫”的問題時曾明確表示, 要注意把“四人幫”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區分開來, 凡是毛主席講過的, 點過頭的, 都不要批。
第二個是1976 年11 月30 日, 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肯定的, 我們要努力去做, 努力做好。”
第三個是1977 年1 月21 日的華國鋒講話提綱。在這個提綱里, 華國鋒要求把他在10 月26 日的中央宣傳口的意見寫進講話稿中。其中有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我們都必須維護, 不能違反; 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議論, 都必須堅決制止, 不能容忍。”
第四個就是眾所周知的那個“兩個凡是”, 也就是1977 年2 月7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發表的那篇著名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 是時任中央宣傳口“副口長”李鑫( 相當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和他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的人起草的, 汪東興在社論清樣上寫了一段話:“這篇文章, 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 我看可以用。”他決定以“兩報一刊”社論形式發表。社論說:“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我們都堅決擁護,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標準版本,也是流傳最廣的版本。
李鑫這個人也是一個有復雜人生的人物, 要追溯改革開放史前史, 就不能不談起這個人物。他曾經是康生的秘書, 后來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團副團長, 也擔任過國務院研究室領導成員, 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副主任, 可以說既掌武又掌文。這個人有一個重要功績: 解決“四人幫”是他最早向華國鋒提出來的, 也是他促使華國鋒增加了解決的決心。雖然后來李鑫受到了批判, 但功是功, 過是過, 不能以過非功。事情是這樣的: 1976 年9 月21 日晚, 江青、張春橋請李鑫詳細匯報警衛團的人員編制、武器配備、警衛布置情況。沒想到李鑫隨后即把談話內容全部報告了汪東興和華國鋒。后來發生的一切就眾所周知了。
我們看什么東西不要一味看歷史結果, 講究成王敗寇, 而要看看當時的歷史情境究竟是怎么樣的。華國鋒同他的部屬們固然有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 但錯誤到什么程度, 需要考量。換言之, 華國鋒結束了“文革”, 那么他有沒有成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可能?
我們只知道1978 年10 月底鄧小平訪日, 1979年1 月底訪美, 卻不知道早在鄧小平出國行程之前,華國鋒已經開放了國門。從1978 年8 月14 日起, 華國鋒正式訪問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其中, 對南斯拉夫的訪問是對1977 年8 月30 日至9 月8 日鐵托訪華的回訪。關于恢復中南關系, 邀請鐵托訪華,其間有曲折, 但也看出了華國鋒的思想還是比較解放的。其實, 早在1958 年, 中共就中斷了同南共聯盟的黨的關系, 把南視為非社會主義國家, 并開展了大量的輿論戰。雖然后來出于中蘇關系變化, 毛澤東在1975 年會見南斯拉夫總理比耶迪奇時, 曾贊揚“鐵托是鐵, 不怕蘇聯壓迫”, 并問候鐵托總統。但是邀請鐵托訪華, 這就涉及要不要恢復中共同南共聯盟的黨的關系的問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部長朱良回憶說, 當時我們內部有一種意見認為, 我們過去反對南共聯盟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 不能否定。但華國鋒和主管宣傳工作的耿飚等同志沒有理會爭議, 很快就確定了和南的關系重新修訂的大政方針。
這次南斯拉夫之行對華國鋒的觸動很大, 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華國鋒對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對外經濟合作十分感興趣, 他認為這種合作完全開放, 搞補償貿易, 吸收外國投資, 合作經營, 生產協作等等,看來也沒有損害國家主權。看了南斯拉夫吸收外國貸款的情況, 他又說, 看來我們吸收外國貸款“ 似無不可”。這說明, 在那時起, 華國鋒已經有意打開國門, 搞對外開放了。
不僅在對外開放方面華國鋒有觸動, 在企業改革方面華國鋒也先人一步地進行了改革思考。他在考察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同中國同類的工廠、企業后,認為它們的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 但效率比中國高很多, 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 而“中國企業的權力太小, 經營管理有問題”。他還說,“我們關門自己搞, 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 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裁判。”這說明, 華國鋒并沒有恪守“文革”思維, 而是積極謀求變化, 在對外開放這一點上, 應該說, 華國鋒與鄧小平經此有了底線共識。
華國鋒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 是開闊了眼界, 有助于解放思想, 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夠順利召開, 之所以能夠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這次訪問至關重要。從這一點上來看, 華國鋒仍然沒有履行所謂“兩個凡是”。既然華國鋒自己都沒有搞“兩個凡是”, 自己都傾向于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 又怎么能夠把華國鋒樹為改革的最大絆腳石呢?
歷史是人來書寫的。對于華國鋒來說, 他是毛澤東親自扶上來的, 但在黨內沒有歷史根基, 加上他被廣泛公認的“ 忠厚”性格, 是個弱勢領導人,“ 兩個凡是”的出臺有加強他的接班人正統色彩的意味。這是他較為傳統, 也較為失策的一面。實際上, 經過鏟除“四人幫”一役, 他在黨內已經確立了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黨政軍三權在握, 按照黨內規則, 幾乎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權力, 但他到底還不是大政治家。雖然他對于改革開放也有開創之功, 但卻坐失了成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機會。這也是為什么歷史成就了鄧小平卻沒有成就更年輕的華國鋒的重要原因。
華國鋒逝世后, 官方和民間不少人給予了他較高評價。這說明他做政治家雖然沒有登峰造極, 但做人卻算是成功的。改革開放風云多變, 一個似他這樣沒有經過多番挫折的有大氣魄的人, 可能也經不住那么多的風波, 這是他個人的可悲之處, 也是他失敗的重要緣由, 但不能以此把他徹底推向改革開放的反面。
（該文摘自《源流》雜志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