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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喜:1949年我和華國鋒一起南下

2009-12-12來源:文史博覽編輯:

 

李仲喜  山西定襄人,1949年隨華國鋒南下到湘陰,1950年3月調(diào)往湘西工作,曾任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隨軍南下』   我叫李仲喜,祖籍山西定襄縣西霍村,1926年4月10日出生在一個貧農(nóng)家庭。

1949年初,解放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北方,國民黨軍固守的只有綏遠、太原幾個孤城,沒有進攻能力,只能被動防守。中共中央在爭取和平統(tǒng)一的同時,作出了“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戰(zhàn)略部署,并決定從解放區(qū)抽調(diào)大批地方干部,組成“南下工作團”,隨解放部隊南下。

當時,我在壽陽縣八區(qū)工作。2月22日,我正在村里搞土改,接到通知,說回區(qū)里有事研究。于是,我毫不遲疑地帶上生活用具很快回到了區(qū)里。到區(qū)里后,區(qū)委書記張謙恒找我談話,說縣委決定南下干部名單中,八區(qū)有3人,王福章(區(qū)長)、左福林(組織委員)和我(城聯(lián)委員),有什么意見和要求可以提出來,我說同意,堅決去。他接著說,你可以回家安排一下,按時來報到。

26日,全區(qū)干部合影留念后,我回到了定襄老家。家里親人以及全村老小,都知道我要去南方,所以整天人來人往,問這問那。有的講:“全國要解放了,蔣光頭要完蛋了,打天下,就是要出去,見見世面嘛!”有的講:“自古以來是少不南下,老不北上。”還有不少謠言如南方的蚊子有手指大,墻壁上能烤熟燒餅,等等,我不知真假,怎能反駁?

年邁的外祖母和6位舅父及10多位表兄弟,還有姑母,對于我走革命道路都不反對,說男子漢出去闖一闖有好處,但要多寫信回家,不要忘記他們。母親、嬸母(生母)、妻子和弟弟只是說:去吧,到個地方就來信,不要讓家里人掛念。唯有叔父(生父)是共產(chǎn)黨員,毫不含糊,堅定地說:“解放全中國正是需要人的時候,一定要去,多來信,條件許可時,回來看看。”

3月21日下午7點,出發(fā)時大雪飄飄,天氣寒冷,可我們的心是熱乎乎的。這批走的裴新元、李子英、劉有林等9位同志和送行的同志們,喜笑顏開,說說笑笑地來到了火車站。我第一次乘坐火車,在一片“熱烈歡送”聲中,離別了壽陽。第二天中午到達石門(石家莊市),當晚到八條胡同悅來客棧住宿。

之后,晉中地區(qū)的南下干部,開始了40天的南下學習。首先是聽學習動員和當前形勢報告,是在石門“革新戲院”聽這兩個報告的。我第一次穿上新發(fā)的黃色制服,第一次見到這么大的戲院,心情格外激動。其間,我們用了20天的時間學習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端陽節(jié)那天,南下工作團組織了文娛晚會,自演了“夫妻識字”、“光榮花”、“兄妹開荒”等歌舞劇,我還是個配角呢。這一天,原壽陽縣委書記王一平在動員大會上宣布了新調(diào)整的第一中隊,分配在湖南一分區(qū)(后為湘潭地委)的湘陰縣。他介紹了該縣的基本情況之后,宣布了領(lǐng)導班子和干部名單:縣委書記華國鋒,副書記王一平,縣長張國權(quán)。全縣8個區(qū)(辦事處),一區(qū)(城關(guān)),區(qū)委書記蘇克(后改為李青),區(qū)長李養(yǎng)令,計10人,我為宣傳委員。

工作團到達南京后,休息了兩天,瞻仰了廖仲愷墓、朱洪武墓和中山陵,還參觀了蔣介石的公館和飛機場,使我懂得了不少歷史知識和社會知識,收獲不小。6月24日,工作團來到長江“招商局第三碼頭”,乘“江漢號”客輪,向武漢前進。為防止敵機襲擾,多在夜間和雨天行駛,歷時7天到達漢口。在武漢等了12天。為防止意外,不準個人單獨外出,只集體到“民眾樂園”看了一場京劇《李闖王進京》。

8月2日,我們從岳陽乘坐小火輪到達湘陰。上岸時,我們都穿上了新制服,背著行李,邁著整齊的步伐,在地下黨同志的帶領(lǐng)下,走向縣城。在人民群眾的熱烈歡呼聲和鞭炮聲中,我們走到地下黨安排的住處,放下背包,立即上街。一面宣傳,出“安民告示”(約法八章),一面聽取群眾意見。我同張國權(quán)縣長的愛人張改益外出宣傳,每到一處,拿個小板凳或者就地坐下,同群眾攀談起來。語言雖有點困難,還能勉強聽得懂。

他們得知老張是縣長愛人,立即站了起來,請“太太”坐個好凳子,又是行禮又是作揖,恭敬極了!我們就宣傳新舊政府的區(qū)別,革命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這么一來,人越來越多,熟悉起來后,問這問那,你們還走不走?國民黨會不會再來?我們作了肯定的答復。群眾很關(guān)心我們,說你們膽子太大,一兩個人到處跑,有壞人呀,要小心。


『組建“火花工作隊”』  1949年8月2日,湖南省湘陰縣縣委、縣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接管舊政權(quán),建立新秩序。宣傳政策,安定民心;征集糧食,支援前線,消滅土匪,維護治安;修堤筑壩,組織生產(chǎn)等各項工作相繼開展。在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縣委培養(yǎng)、選拔本地青年干部的工作也開始了。

8月10日,縣委書記華國鋒找我談話,他一見面就說:“仲喜同志,給你個任務,縣委決定培養(yǎng)本地干部,除開辦地方干部學校外,還要組織工作隊下鄉(xiāng),鍛煉考察一段時間,再正式分配工作。有20多位青年知識分子,都是大、中學生,有男有女,其中熊石剛是預備黨員,還有幾位是活動在地下黨周圍的青年。叫什么工作隊?他們的意思是學列寧辦《火花報》的精神,取熊熊烈火中的一朵火花之意,叫‘火花工作隊’。我看可以,南下的同志就你一人去,擔任副指導員。”

我一聽,心里有點畏懼,就說:“華政委(當時公開稱縣、區(qū)委書記為政委),我還沒接觸過大學生,這個任務,怕完成不好。”

華政委說:“不要緊,用不著擔心。他們有文化、有知識,接受問題快,這是優(yōu)點,對于革命知識、革命工作得從頭學起。你和他們打成一片,認識他們,熟悉他們,一定能搞好的。任務就是宣傳我軍解放全中國的決心和必勝信心,宣傳政策,安定民心,借糧支援前線。既要利用鄉(xiāng)保長,又要警惕他們搞鬼。”這番話使我的顧慮減少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幾天后,“ 火花工作隊”組成了,共21 人,年齡大都在20 歲左右,最大的30 來歲。隊長毛湘藩,副隊長陳俊昆,指導員熊石剛,我任副指導員。隊員有毛林賢、陳新民、周勃等。工作隊集中學習、討論了一天,特別強調(diào)了深入群眾,遵守紀律等注意事項。隊員們都很認真,不懂就問,毫無我原來想象中的“傲慢”表現(xiàn)。8 月19 日下鄉(xiāng)時,縣委書記、地下黨負責人親自到“文廟”前送行。夏日,天氣炎熱,同志們都背著行李,徒步10華里泥濘小路,傍晚到達導南鄉(xiāng)公所,接待我們的是鄉(xiāng)長蔣革新和一位干事。我們沒有在他們安排的房間住宿,而是在一個戲臺站打鋪睡覺。

當時,土匪活動猖獗。一天晚上,我們發(fā)現(xiàn)了土匪,叫醒群眾,立即追捕,土匪跑掉了,我們截獲一支步槍。

我接收的幾名小隊隊員,同志們反映,有的人來路不明,要注意。撈溪橋一位小商,也向我們密報:區(qū)小隊有兩個人可能是土匪,要小心。正當調(diào)查核實的時候,縣公安局長鄭維亮派人來抓這兩個土匪,要我協(xié)助。我說:“這兩個人在我手里,先莫急,等他們睡覺到天亮時再去抓。”次日,很順利就將這兩人逮捕了。鄭局長講:“到底是搞過公安工作的,有一手。”我說:“這是新干部和群眾的功勞。”

在籌建工作隊的過程中,我們就宣傳工作做了大量的準備,譜寫隊歌、練歌排劇、寫標語、畫漫畫等等,工作非常認真。《火花工作隊隊歌》是陶厚敏作詞、陳新民譜曲而成的:“以熱情似火,意志堅強,年輕的伙伴,一起工作,一起學習,奔向原野,和著群眾的聲音,齊聲歌唱!”我們還宣傳“多糧多借,少糧少借,無糧不借”等各項政策,效果甚好,鼓舞了群眾的送糧熱情。工作隊員能聯(lián)系群眾,我們有規(guī)定,不準住大戶,只能住在窮人家里,不準到鄉(xiāng)保甲長家里和大戶家吃“ 派飯”。這個食宿條件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很不習慣的。但大家都做到了。

解放初期,思想不穩(wěn),借糧支前任務十分艱巨,斗爭激烈,謠言很多。突出的是反對、歪曲“ 合理負擔”,“ 多糧多借,少糧少借,無糧不借”的政策。我在導南鄉(xiāng)公所旁的一戶農(nóng)民家中住了幾天,一個晚上,主人拉我在火炕上面對面地喝酒,沒有菜。當我得知是找人幫忙調(diào)解糾紛時,我接受了。不出所料,是要減少他家借糧數(shù),我講交個朋友都講老實話。從他家談起,說到大戶的暗中活動,要把借糧的大頭壓到有點田而主要靠佃田為生的貧農(nóng)、佃農(nóng)身上,大大減少了屯糧大戶的借糧數(shù)。我倆算了幾戶,他家的也算清了,他高興極了,聯(lián)系了一批積極分子在會上揭穿了大戶的花招,有根有據(jù)地把大戶算清了,幾天就完成了任務。

在熊家?guī)X一個40 多戶的大屋場,住有兩兄弟,是方圓幾十里的屯糧大戶,連鄉(xiāng)丁都敢打,鄉(xiāng)長拿他也沒有辦法。工作隊員受到了圍攻,區(qū)小隊員去被打了出來。我集中了工作隊和區(qū)小隊的大部分同志去了,剛上臺階,只問了一句:“你們?yōu)槭裁创蛉耍俊彼依隙o握拳頭,向我胸部打來,我側(cè)身避開,抓住他的衣服,摔到院坪。不知誰大喊一聲:“你敢打區(qū)長!”老大害怕了,藏了起來。我們把他搜出來,將兩人連夜送城關(guān)區(qū)政府處理。次日,他家老小又是認罪求情,又是保證交糧,3 天全部交完。整了熊家?guī)X一霸,廣大群眾拍手稱快,促使兩鄉(xiāng)借糧任務順利完成,縣委表揚了工作隊,《新湖南報》也發(fā)表了贊揚文章。

一個月的時間,工作隊完成了任務。接著我又被組織上安排同一批湘北建設(shè)學院的學生和新吸收的干部下鄉(xiāng)去搞秋征。

1950 年3 月,我從富裕的魚米之鄉(xiāng)洞庭湖區(qū),調(diào)到了千里之外貧困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湘西,那已是后話。■

(該文摘自《文史博覽》雜志 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