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我先后在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國務院出版口、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以下簡稱國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現將“四人幫”策劃、出版《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本小冊子的經過作為一篇史料文章寫出來，以饗讀者。
（一）
1975年， 周恩來的病勢日趨沉重，國務院工作急需加強。在周恩來的推薦下，經毛澤東批準，鄧小平復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對“文革”以來受到嚴重破壞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鄧小平抓整頓，是在“三項指示為綱”的旗子下展開的。他于1975年5月29日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第一次提出了這個說法。他說：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于理論問題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條是關于安定團結的， 還有一條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重要指示，就是我們今后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這三條是互相聯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條都不能忘記。
“三項指示為綱”， 是鄧小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根據毛澤東幾次講話精神歸納出來的。它的著重點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鄧小平對各條戰線實行整頓的深入，勢必要觸及“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許多“左”傾錯誤和政策，并逐漸發展到對這些錯誤的系統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強烈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最終導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發動。
1976年1月，毛澤東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發毛澤東關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的談話和華國鋒2月5日在“第二次打招呼會議”上“關于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的講話。此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在這前后，“四人幫”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極力誹謗、攻擊鄧小平和一批老干部。他們把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鄧力群按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主持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胡耀邦、胡喬木主持起草的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和國家計委根據國務院指示起草的《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誣為“鄧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是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綱領的產物”，橫加罪名，發動批判。
（二）
1976年8月，張春橋、姚文元直接向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布置，通知國家出版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和《評〈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三本小冊子。這三本小冊子，按照遲群傳達的“四人幫”的意見，只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和上海、遼寧兩地的文章，并以“兩校大批判組”的名義寫了編者前言。
8月12日晚，遲群、謝靜宜在“兩校大批判組” 對國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負責人布置三本小冊子出版任務時，拿出兩份批件：一份是張春橋當天寫給遲、謝兩人的信，上面說“中央同志已批準交人民出版社內部發行”，讓他們“持原批件同人民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如果北京各印廠因防震排印有困難，可以請出版社安排到外地（如上海）排版，打紙型”，“事情辦完后將原批件退我存檔”。另一份就是張春橋信上說的那個“原批件”，是以他和姚文元兩人的名義在7月21日寫的， 說“三本小冊子， 已由清華、北大編出”，“ 建議批準由人民出版社內部發行”。遲群對國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接受任務的負責人說：“這是批鄧以來中央第一次正式批準的材料，是不以中央名義出版的文件， 這樣做是為了容易發到群眾手里。要同批林批孔四本書一樣印發。”遲、謝還提出要出大開本，經說明大開本不易印制，才同意出小開本。
遲群所說的“批林批孔四本書”指的是1974年1月《人民日報》編的《批孔文章匯編》和《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以下簡稱《五四以來》）等四本書，國家出版局在向周恩來寫的請示報告中原提出《五四以來》一書擬作內部發行，軍隊發至營以上，農村發至公社以上的意見。周恩來閱后批示“擬同意”。但這份報告在其他中央領導間傳閱時，江青批了一段文字，提出將《批孔文章匯編》的書名改為《批林批孔文章匯編》，將《五四以來》一書改為公開發行，此書的發行范圍改為軍隊發至連以上，農村發至大隊以上。
遲群所說的《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本小冊子是“批鄧以來中央第一次正式批準的材料”，既是“中央正式批準”，為什么不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批給國家出版局，而直接由“四人幫”控制的“兩校大批判組”來辦？ 張春橋特別交代遲、謝“事情辦完后將原批件退我存檔”。難道中央正式批件能作為個人檔案保存？ 在給國家出版局看的這份“中央原批件”上面，也看不見其他中央批件上蓋有的中央辦公廳或國務院辦公廳在文件傳遞審批中登記的印記， 這些不平常的做法是歷來少見的。
遲群、謝靜宜在布置任務時特別交代，三本小冊子完全照原稿印，一個字也不能改動。但人民出版社編輯部拿到原稿后還是組織人力做了核對工作，主要是核對原稿中引用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語錄有無錯誤。結果發現在三本小冊子的批判文章中， 毛澤東語錄錯了一個字，標點錯誤有三處，有一條語錄是過去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在附錄中引用的語錄，同樣也有錯字、漏字、用錯的標點和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語錄。當人民出版社將這些情況告訴“兩校大批判組”后，他們向遲群作了詳細匯報。遲群決定要在書中加按語對附錄中的上述問題狠狠加以批判。經過研究后寫成“編者按”：“鄧小平之流根本不懂馬列，引用革命導師語錄時多有錯漏，態度極不嚴肅。附錄系按原件排印， 未予改正，特此說明。”但對于他們自己文章中存在的同樣問題， 卻連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也沒有講。
（三）
人民出版社將《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本小冊子的紙型于8月14日、15日寄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出版社。上海市在全國最早印刷，到8月22日前不到9天全市就印刷發行了600萬冊， 北京市克服了因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困難，也于15日開始出書發行。當國家出版局作了出版安排后，遲群、謝靜宜就迫不及待地打電話要國家出版局直接向張春橋、姚文元寫出三本小冊子出版落實情況的報告，由他們轉交。國家出版局向張、姚寫的報告送出三天后，遲群于8月20日又來電話說：張春橋要出版局把情況直接向中央報告。
9月中旬，“兩校大批判組” 給國家出版局打來電話說，江青近日到小靳莊和天津附近時，看到那里支援災區的軍隊連隊中還沒有三本小冊子，要出版局調500套由她們分送。在這三本小冊子印制、發行過程中，遲群曾幾次通過“兩校大批判組”向國家出版局有關負責人了解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印數和發行情況，以借此“摸”各地黨委對“批鄧”的態度。
這三本小冊子采取“內部發行”的方式。據國家出版局統計，全國以漢文和蒙、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5 種少數民族文字及盲文共印制9100余萬冊，實際發行8000余萬冊。
（四）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盡管表面上沸沸揚揚，喧囂一時，但它違背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愿望，嚴重破壞了各條戰線經過整頓剛剛出現的比較穩定的局勢，使全國再度陷入混亂之中。這場運動使廣大干部群眾更加厭惡“文化大革命”，進一步認清了“四人幫”禍國殃民的真面目，因而對運動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本小冊子雖然發行8000余萬冊，但并沒有達到“四人幫”希望“徹底批倒、批臭鄧小平”的目的。
“文革”前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李莊曾回憶說：“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慣用‘摘編’ 別人‘錯誤言行’和‘罪惡歷史’的手法丑化對手，在后者完全不能還口的情況下顛倒是非，置人于死地。……這些材料違反事實，站不住理，總會露出馬腳， 造成害人者預想不到的結果。‘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幫’批判‘三株大毒草’，氣勢洶洶。當時我想：信口雌黃不算本事，有膽量把你批判的‘大毒草’ 亮出來讓大家看看！ 可能是被報紙上‘一言堂’的聲勢沖昏了頭腦，他們竟然把‘毒草’亮出來了———印成小冊子，‘控制發行’。好了，我很快聽許多人說：‘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 ’當時我真想大喊幾聲：‘事實萬歲！ ’”
“四人幫”覆滅后，國家出版局根據1976年發出的中央16號、18號文件的精神， 于11月6日向中共中央寫了關于停止發行《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等三本小冊子的請示報告。汪東興于11月11日批：“請華主席、吳德同志閱示。”華國鋒批示：“擬同意。請政治局同志閱批。”
至此，“四人幫” 在覆滅前所作的最后一次反撲，在“文革”十年出版史上作為最后一件罪證而記入史冊。■
(該文摘自《黨史博覽》2010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