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河北省雄縣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參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長、科長、地區黨委書記。1962年被選調到鐵道部政治部組織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長、運輸局長、鐵道部黨組成員、鐵道部黨組副書記、鐵道部副部長等職。
『7月28日“地震了，我們這兒都平了” 』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氣出奇的熱，一絲風也沒有。李新結束當天的工作，離開鐵道部辦公室回到家，其實已經是28日凌晨了。
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時間的常態。那些日子，鐵道部的八位領導成員，只有李新在部機關。他記得，“當時萬里同志、黎光同志住進了醫院，鄧存倫同志病休在家，劉建章同志時來時走，崔修范同志協助郭魯同志抓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蘇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魯同志一上班就對我說他有心臟病，要一邊工作一邊治病，那幾天他去參加全國計劃會議。”
“一段時間鐵道部的領導班子就是這種狀態，工作運轉極不正常。地震前，部屬各單位報來的待批文件積壓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來文件也積壓了不少，我每天晚上專門處理一些急辦的電報和文件。” 李新是位從基層干起的老鐵路。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難那幾年，他是北京鐵路分局西直門鐵路地區黨委書記。1976年初中共中央組建鐵道部黨的臨時領導小組時，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運輸生產工作，西山黨組會議決定由他兼任運輸局長。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國務院歡迎一位非洲總統的宴會。結束后，又回到辦公室處理了一些急辦的文件，他到家時差不多是夜里2點多了。“那天特別的熱，熱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說：咱倆把這床抬抬，對著窗戶。剛睡下不一會兒，就給震醒了——并不是說一晃我就知道是發生地震了，不是。因為在那之前開會的時候說過若干次，說要警惕京津唐張發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馬上意識到是地震了。”
“我就趕緊騎上自行車去辦公室，擔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鐵路受多大影響？什么狀況？我很怕鐵路運輸亂了。因為周總理跟我說過多次——當然也不是開會作報告，是在平時的非正式場合。他說：李新同志，這個鐵路運輸問題，不要光看成是個運輸。它的重要，是影響到民族的團結，國家的統一。你有多大的犧牲，也得保持通車。總理這些話我是牢記在心的。”
3點多，李新到了調度臺，從調度臺得知京山、坨通兩線線路中斷了聯系。這時，北京鐵路局黨委書記趙文普同志給他打來電話，說唐山電務段的一個工人爬到電線桿上給鐵路局打了個電話，說“地震了，我們這兒都平了”，電話里的聲音很慌張。兩方面的消息對上號了。
確信唐山地區發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這兩個客車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頂跨度相當大，如果掉下來得砸死多少人？當天值班的副局長是高緒進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塊兒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頂沒下來。北京站的書記、站長匯報情況時說，一地震，在候車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東西沒顧得拿，等再回來的時候就亂了，丟了不少東西。我說這好辦，按照咱們鐵路的規章制度，一律照賠。”
“我說，你們一定要堅守在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發列車要正常，不要積壓旅客，因為集中在車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險更大。我說的這些，他們做了記錄。緊接著我們又去了永定門——那時就這兩個客車站，那兒也有旅客丟東西了。”
“這時候國務院值班室打電話叫我立即去參加緊急會議。但我其實是先回到了鐵道部，派工電局長郭修真同志、工業局副局長劉寶瑞同志，馬上乘汽車到唐山災區了解現場情況。這事辦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臟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領導早已坐在那里了。見到我，他們立即就問鐵路受災情況，要求鐵道部要在運輸上確保沈陽發至唐山方向的軍列安全暢通，并要抽調鐵路職工迅速搶通京山、坨通兩條線路，盡快通車。當時還說中央準備成立全國抗震救災指揮部，要我留下來參加。我說我可參加不了，因為部機關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我留在這兒，好多事不好弄了。他們同意了。我還請求鐵道兵部分指戰員支持鐵道部搶修線路工程，領導同意后，立即指示總參副總長張才千同志負責組織落實。”
“開會的時候天還沒亮呢。我記得非常清楚，正開著會，唐山的李玉林趕到了北京——就是媒體后來報道過多次的‘馳報中南海第一人’、開灤唐山礦工會副主席李玉林，他們開著礦上的一輛紅色救護車一路找電話報信，都沒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匯報災情。當時李玉林渾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說話時的樣子急得不行。我當時就在那兒呢。”
『7月29—31日 一竿子插到底，直奔唐山搶修鐵路』
“那時鐵道部由郭魯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就給他打了個電話，說你回部里來，咱們商量商量怎么辦。他當時不是在開全國計劃會議嗎，他說你不要等我了，我又犯心臟病了，計劃會議我都參加不了了，你辦就得了。”
“我就把部直屬單位領導召集起來開會，成立了鐵道部抗震救災辦公室，通報情況，研究搶修京山、坨通的方案，商定搶修工作面盡量展開多點開工，把任務分解開,以縮短搶修時間,爭取早日通車。不同路局對應的每段線路每個項目任務、時間要清楚，要有專人負責，要有工作進度表。”
“派去唐山的那兩位同志傳來了消息：郭修真走的是南路，到了攔河大橋過不去了，他就從那兒去天津了；劉寶瑞走的是北路豐潤那邊，到中午11點多來電話了。在電話里匯報情況時，陪他同去的從唐山調來的一位干部是哭著說的，聽得我很心酸。電話里他們說：盼著李新同志你來，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我一看情況，也是得去現場。唐山那兒，最上面是鐵道部，然后是北京鐵路局，再下邊是天津分局，然后是基層的站段，這樣的層級結構，緊急搶修時，按正常逐級領導的辦法是低效的。當天下午我通知北京路局黨委和部里有關人員一起開聯席會，我和路局黨委正副書記趙文普同志、林一同志主持。正討論著呢，就趕上了下午6點多那次大余震，我們這些人就從會議室出去，轉移到旁邊的一個露天籃球場，站著，接著開會。我說：救災是人命關天，這個總指揮部不能設在北京，必須到現場去，就地解決問題，一切要快。大伙兒一致同意。商定鐵道部直接領導唐山地區的抗震救災工作，路局、分局領導參與部抗震救災的領導工作。”
“最后定下來，第二天開公務專列到唐山北邊的豐潤站。豐潤是離唐山最近的站，它所在的坨通線受損情況略好，北京路局工程隊連夜搶修這條線。第二天早上9點左右專列從北京站發車。實際上沒能修好，有些路段還要一邊兒走一邊兒修，有時我們下車和工人并肩搶修。不干怎么辦？急得我不行。直到天快黑時到達豐潤。我們那火車一到，沒多長時間，就來了200多傷員，有牛車拉來的，有背來的，有抬來的，傷員加上送傷員的親屬大概有上千人，呼天喊地，說救命，要上車，有的跪下磕頭，太可憐了。勸說這些人可費大勁了，我記得后來是來了一支醫療救護隊，就地為他們治療。”
“豐潤離唐山還有十幾公里，一進唐山車就走不進去了，天也黑了，房都塌了，原來挺寬的路，這時連一車道都不足了。我們一直走到唐山火車站，都塌了。尸體有的處理了，也有的就撂在路邊上，甚至路中間，你要走過去，還得扒拉扒拉。瓦礫間也有人在做飯，就用半拉的鍋，磚頭架起來，燒房子上的葦箔，貼死面餅子。沒有哭的，這個很特別。”
“再往前走，到了開灤礦務局的開灤醫院，它是英國式的房子，沒完全塌，三層樓有個人，被壓住半拉身子，穿著個綠地白花的小短褲，腿垂著，就那么掛在半空中。多少年過去了我還印象極深。”
“唐山那兒鐵路系統有7個單位，重災區是唐山鐵道學院，因為建在采空區，一年前中央批準搬到成都，一些老幼或者老唐山不愿離開，就成立了一個留守組。那里基本是平地了。一去鐵路公安干校，我也哭了。那兒的負責人金愛——那時不叫校長叫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被砸死了，我跟他很熟悉，家屬哭得死去活來的，我真是挖心一樣難受。我干這么多年鐵路，熟人很多，熟悉的人出了事兒，更是難過別扭。咳，一家一家都有具體的故事。”
“當時好挖的已經挖出來了，壓在下面的挖不出來，因為沒有工具，只好靠雙手挖，手都沒指甲了。看了這些，當時的心情說不出來呀，就是急。我說得千方百計找吊車而且得10噸以上的，尤其是日本的15噸長脖兒吊車，不論干什么呢一律調過來救人用，它好用。后來在短時間內，一下集中了70多輛吊車。一連搶救了幾天，基本上把有動靜的都救了出來。據唐山市的干部講：鐵路調來救人用的吊車臺數，占唐山市救人用的吊車總數一半以上。”
“我說，這次抗震救災，領導方法必須得改變，在非常時期要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把部、路局、分局三級領導集中在一起連續日夜奮戰。唐山鐵路地區基層單位，受部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直接領導，重點單位部里派干部加強領導力量，但不參加任何接待活動，比如古冶機務段由部里派干部韓文藻同志，電務段部里派干部孔慶禎同志和站段領導共同負責恢復通車任務。要按要求列出時間表，同段領導共同包干負責到底，什么時間必須出10臺機車、什么時間必須出20臺機車，都得有規定--道路修好后，沒有機車也不行。”
“機務段開會，大家都光著脊梁，穿著短褲，在大樹底下，身上是紅一塊紫一塊砸傷的。大家表態：只要線路通了，我們機車絕對保證上線。把幸存的火車司機召集起來開會、動員，有的受傷，胳膊抬不起來了，也表示：我能開。”
“進度隨時向我匯報，有什么問題跟我說，我直接抓，別再鬧逐級匯報，分局、路局，處長、局長的，來不及。這個非常時期的辦法解決了震后一些忙亂問題，比如多層、多頭、多環節指揮的問題，比如震后不少領導關心災區不斷去視察，一線干部輪番接待耽誤時間的問題。”
“搶修鐵路時還有意外的困難，民眾在鐵軌上搭了很多防震棚，因為他們認為，地震是天塌地陷，特別是唐山，有采空區，那么哪兒能不掉下去？鐵路有兩根鋼軌，地陷了最后還能架著。說服動員群眾離開鐵軌的工作也很困難，特別費勁。”
“正這時，7月31日下午，國務院來電話找我，讓我回北京匯報情況。”
7月31日 華國鋒讓簽軍令狀，完不成要受處分
唐山地震后，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陳錫聯、紀登奎、吳德、陳永貴、吳桂賢等五位政治局成員組成的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簡稱“中指”），總理華國鋒一有空就到人民大會堂，與在臺灣廳辦公的“中指”負責人研究抗震救災的各項部署。
“我回北京就直接到了人大會堂。我說：國鋒同志——那時我們不叫‘華總理’，就叫‘國鋒同志’——我得先吃點飯，睡會兒覺再說情況。他一看我累得都變了樣了說，我給你安排。這兩天我就是一個累，不吃不睡——吃什么飯呀，沒時間，就是這樣時間都不夠用，一撥一撥的人來找你解決問題。也不可能睡，沒有睡的條件；再一個你也睡不著，現場那種慘狀對情緒、感情上的沖擊太厲害了，特別難過。”
“給我弄來飯以后，服務員給我拿來枕頭和涼席，鋪在臺灣廳會談用的大桌子上，吃完飯躺下我就睡著了。是累，是困，但也睡不踏實，不大工夫我就醒了。”
“開會時我匯報了鐵道部抗震救災的進度，領導們聽后很滿意，特別對我采用的一線領導面對面就地解決問題的辦法給予了肯定和表揚。他們幾個人就地碰了一下，認為由此可提前通車。華國鋒同志提議，他們領導共同認為可以8月3日搶通坨通線，8月7日搶通京山線，8月10日搶通京山復線。要求我加快進度，提早恢復通車。”
“提前通車是我既定的心愿，可能不能提前到‘三、七、十’呢？我反復想了又想，據初步統計，受地震嚴重破壞的線路523延長公里、大小橋梁60座、自動閉塞線路228公里、通信線路305公里、站舍被震壞的占97%，這么大的工作量要十天完成，真是非常艱難。我向來是說到做到，因為運輸工作就得實實在在的，不能喊喊口號就行了。我就表態說：‘爭取完成任務’。領導們聽后再次相繼發言，都動員我說：唐山救災工作一切進度有賴于鐵路通車，你們能提前，一切都可以提前。他們說得也很迫切。后來我一想，咳，就橫下心來吧。我說：好，我接受任務。國鋒同志聽完很高興，走到我面前和我握了手，說：‘李新同志，在國家危難時期，你下這個決心表現了你黨性很強，為人民有獻身精神。咱們立個軍令狀。’”
“我提出：去年在搶修京廣線被大水沖毀102公里的工程中，沒有軍令狀不是任務完成得很好嘛，有黨性保證就可以了。華國鋒不答應，仍堅持要我簽署軍令狀，可能他也感到任務非常艱巨吧。他說，依據軍令狀，你兌現了軍令狀中央給予表揚，你完不成任務中央要處分你的。我只好在軍令狀上簽上了我的名字。”
“然后，他問我有什么困難？我說有兩個問題需中央和國務院幫助解決：第一是運輸力量不足，需要100輛卡車；再一個，當前通訊困難。華國鋒同志立即和領導們協商解決了——當時商業部一位姓程的副部長也在，說可以動用庫里的戰備汽車，鐵道部可以馬上派100個司機到錦州去開車，而且還多給了我10輛吉普車。華國鋒又通知副總長張才千同志組織一個排的通訊兵，明天到鐵道部豐潤站抗震總指揮部報到，聽李新同志指揮。”
“我從人民大會堂出來連夜就趕回了唐山。緊急動員起來，安排布置，大家拼了，不要命也得完成三、七、十。”
『完成“三、七、十”成《人民日報》頭版特大喜訊』
那一段日子，在李新的記憶中，每一天要處理的問題非常多，已經沒有時間概念了，記得的只是艱難過程中做了哪些事。
“會后我趕回了設在豐潤站的總指揮部，連夜開會布置了中央的指示及要求，同時把救災用的汽車分到基層單位。我們總指揮部的人員全都到現場邊指揮邊和職工共同勞動，我到坨通線和京山線并線處。我記得，有一次拿不準運送石碴的機車能不能通過一個險橋——那險橋的幾個橋墩傾斜到90度左右，豐潤機務段陳段長和司機看了幾次都下不了決心。我仔細查看，發現橋墩的傾斜不是一個方向，有相對的有相背的，我認為慢行可以通過，為搶時間可以把這列石碴車緩慢開過去。人車這樣過橋自然十分危險，開車時陳段長要親自開車，司機也爭著要開車。我問清了司機的從業經驗等情況后，決定還是請司機開車，最終列車安全的通過了這個險橋。為搶修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在唐山車站，一個工程處正在車站搶修線路，其中一個工程隊的隊長和書記見到我，匯報了情況后要求換一個搶修任務。他們講這里尸體太多，天氣太熱，雨水又多，尸體已開始腐爛，無法搬動，惡臭熏出了好幾個病號。我到現場看后確實尸體不少，事后統計有上百具。我向現場的施工人員作了動員后，職工表示為唐山車站早日通車我們一定爭分奪秒干到底，工程隊領導見此收回了意見，結果他們提前完成了任務。在這期間各級、各方領導，不斷地來看望我們支援我們，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力同志表示全力支持，一切聽從指揮。當時，‘四人幫’正批條條專政，（注：大意是不讓中央各部委管地方的事情）他說：‘李新同志，我從心眼里愿意你們條條專政，沒有你們專政我們能行嗎？’”
“我記得過了幾天，天又一次下大雨，那天華國鋒率領中央慰問團到了唐山，在飛機場搭的防震棚里聽我們匯報工作。那雨下得非常大，我們坐在帆布行軍床上，腳都泡在水里。那天我也在，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力匯報情況，我忘了是誰又來了。他一坐，咔嚓一下，那行軍床被坐塌了，幾個人全坐到水里了，都濕了，逗得大伙兒哈哈大笑。”
“還要說說鐵道兵。在一年之前，1975年8月河南大水沖毀了京廣線102公里。李先念同志要我去搶修，說馬上要開廣交會了，路不通還了得。那次也是向鐵道兵求援，40多天搶通了。所以這次我說：還得請鐵道兵支援我們，最好還用去年那個隊伍。很快，他們就到了唐山，鐵道兵的力量混編到鐵道部的隊伍里，統一作戰。鐵道兵政委呂正操同志是我們的老部長，他和司令員吳克華，還有幾位副司令員都到我們指揮部去了，幫助我們解決搶修中遇到的問題。王震那時管鐵道部，他是鐵道兵的老領導，這鐵道部和鐵道兵就像是親上加親的事兒。”
“鐵道兵和我們并肩作戰。日夜連續苦戰了十天，8月10日，京山、坨通兩條線路恢復了通車。《人民日報》為此事在頭版刊登了特大喜訊。我們在搶修‘三、七、十’通車中的那種拼命精神，在唐山抗震救災的大潮中影響很大，成為了動員群眾的行動口號。不少單位宣傳‘三、七、十’的精神，副總理孫健同志、經委主任袁寶華同志到唐山檢查工作時也講到‘三、七、十’的事情。華國鋒同志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還表揚了我。鐵路通了，救災物資運進了唐山，183列衛生專列，也將七萬多名傷員運往周圍各大城市。”
『8月10日后 華國鋒點將，解決煤炭荒』
“總算大體有了個頭緒了，這時國務院又通知我，讓我回來接受新任務。實際上我也該回來，我實在是不行了，全身上下腫得很厲害。后來鐵路衛生局的大夫看了后叫我立即回來治療，他說我外邊腫了，內臟也腫了，一旦腫到咽喉人就完了。在唐山那兒必須得喝酒，不喝酒的人，戴的口罩也得浸了酒，但我不行，因為我向來不抽煙不喝酒。還有一個，唐山那會兒沒廁所，而且凈是人，找個沒人的地兒都不好找。后來我瀉肚，上哪兒去？開著會，難受得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郭魯同志找我說：‘運輸情況極為不利，煤炭運輸告急，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只有一天的煤了。國務院找我去了幾次，他們要你回來解決，我也是這個意思。’我去了國務院，向中央和國務院做了抗震救災搶通鐵路情況的匯報。看到我病得已經變了形、脫了相了，匯報時有氣無力，走路也非常吃力的樣子，華國鋒同志非常心痛地說：‘新的任務不說你也知道，但你一定要先看病。’”
“我住進了鐵路總醫院觀察室（地震后病房里不能住人），醫生見到我也很驚訝，怎么病成這個樣子？所有的藥無效，只能給我打激素。醫生說我是中毒了。直到現在，我老伴兒都不太清楚我當時的病況。那些日子，我和家里失去了所有聯系——正事還忙不過來，哪兒還顧得上家呀。老伴是聽人說才找到醫院來的，我也是這時才知道：老伴兒帶著孩子們就暫住在她工廠的自行車棚里。”
“打了幾天激素，病情稍有穩定，就接到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同志的通知，讓我去國務院。他說：‘國鋒同志很忙，他委派我和你說，全國缺煤炭情況極為嚴重，再這樣下去要出大問題的。他想請你帶病去解決鐵路運輸問題，解決煤炭告急的問題。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研究再三，解決煤炭告急的事情，確實再不能拖了，如再拖下去國民經濟就要崩潰，你看怎么辦？我看到你身體這種狀況我不好再說什么了！’聽谷牧同志講完，我說：好吧，我去。”
“運輸大同的煤炭牽涉九個鐵路局，我馬上離開醫院，通知九個路局的領導在大同召開突擊運煤炭現場會議。這會也很難開，每天沒有2000個空車皮，大同的煤是拉不出來的。那時誰也不想多干，因為到處都亂了，干不了，方案很難落實。經過幾天幾夜耐心地做工作，九個路局的領導，終于一致同意做出了全路突擊運煤炭的方案，而且會后果然兌現。”
“幾天之后，10月6日這一天，揪出了‘四人幫’，鐵路運輸極為艱難的逆境時期結束了，一切事情都好辦了。”■
(該文摘自《北京青年報》201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