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領導人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葉劍英真心誠意地把華國鋒譽為“英明領袖”介紹給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鄧小平復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據葉劍英侄子葉選基在《葉劍英力促鄧小平復出》一文中講，當鄧小平女婿賀平（鄧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幫”之次日“飛車”趕到鄧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時，鄧小平及全家都無比興奮，鄧向他們解釋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陳平的典故，說華（即華國鋒）這人好，選對了，并感嘆地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還處于軟禁中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自己對于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激動心情。有人責備華國鋒，對鄧的信沒有立刻作出反應。也有人說，葉劍英在為鄧小平的復出盡力，而華國鋒卻阻撓鄧的復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澤東生前下的決心，華國鋒怎么能在毛澤東逝世剛滿一個月就宣布停止批鄧、恢復鄧小平的一切職務？毋庸諱言，華國鋒當時在對待鄧的問題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的。
作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對解決鄧小平問題有他自己的步驟：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允許鄧小平看文件。
1976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談到1977年的任務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7年初，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社論，也沒有再提“批鄧”。
1976年12月初，鄧小平前列腺病發，到301醫院治療。當鄧小平還在301醫院療養之際，葉劍英在玉泉山九號樓就不止一次地向華國鋒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工作，華均未反對，只表示，“要做黨內外轉彎工作，水到渠成。”為鄧出院后的住處安排，華提出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葉的住處，住進西山二十五號樓。可見，華對鄧還是善意和關懷的。
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成為爭論的話題。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公開表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解決鄧小平同志問題，條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華國鋒繼續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他在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5月3日，經華國鋒批準，以中共中央名義，將鄧小平4月10日的這封信連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信一起轉發給全黨。這應該說是華國鋒為鄧小平復出創造的最有利的條件，也是所作的最好的準備。至于鄧小平沒有馬上復出而等待了一段時間，很明顯，是華國鋒和中央高層的策略考慮。
據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在其口述歷史中講，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幫”之后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恢復了鄧小平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態度』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并相繼被多家主流報刊轉載。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一發表，即招來中央上層一些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并未因刊登了與中央領導人不合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就受到追究，組織、引領這篇文章和推動這一討論的胡耀邦就被停止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領導職務。究其原因，華國鋒對“真理標準”大討論所持的克制、寬容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在一次會議上，后來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任重當面問華國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國鋒答道，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中國黨政軍最高最大權杖，他沒有暴怒、不計后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以后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他在家里跟親友拉家常時告訴親友說，我多次強調，要多宣傳老一代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這方面，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也有記載：“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并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志。”
華國鋒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78年年底，華國鋒名正言順地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并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時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于光遠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會。他后來在《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文中寫道：“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并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的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于光遠后來曾說，對于華國鋒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華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后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讓大家暢開講話。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那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胡德平繼續寫道，“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么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沖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胡德平對華國鋒評價道：“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國人有目共睹的。像復查、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這種將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極其重大的舉動，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不點頭、不同意、不拍板，哪個人都是不能辦的。當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政治局內反對者占上風。華國鋒頂著巨大壓力，在葉帥支持下直接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布置的，才使“天安門事件”得以迅速平反。這個中內情至今尚鮮為人知。
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曾評價華國鋒，說華國鋒是一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筆者認為，在這句話的后面應該再加上半句：“但他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華國鋒與毛澤東』
華國鋒本姓蘇，原名蘇鑄，1921年2月16日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四十六號一個手工業者家庭。
1938年6月，十七歲的蘇鑄離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城縣犧牲救國同盟抗日游擊隊，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后，蘇鑄為自己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于“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
1951年，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
湘潭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當上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這一歷史機緣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對他格外的注意和栽培。
1955年夏天，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了華國鋒的名字。那一年的7月，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華國鋒在學習了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后，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等三篇文章，這些帶有濃郁湘潭鄉土氣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并使得他記下了華國鋒這個名字。1955年秋，毛澤東來到湖南視察，在長沙第一次接見了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老實厚道、忠誠可信的印象。在此之后不久，毛澤東破例邀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并讓華國鋒在全會上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經驗。
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又來到湖南，在長沙約見了已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但仍兼中共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這一次毛澤東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韶山沖，華國鋒名列在陪同的領導干部之中。同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問題牽連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中共中央調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澤東親自提名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湖南省委的當權派，華國鋒也受到沖擊、揪斗和抄家，因毛澤東和周恩來保了他，他便很快被“解放”，先后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11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并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告訴斯諾，他的家鄉湖南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物也出了幾個。第一人便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華國鋒當時才四十九歲，毛澤東卻親切地稱他為“老人”。毛澤東口中的“老人”，絕不是指的年紀，而極可能是指華的品德和在湖南工作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毛澤東稱華國鋒為“老人”，表明了毛對華的特別關注和信賴。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后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中共黨內從來沒有過明文規定設“第一副主席”。這樣，剛由政治局委員上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便名列在王洪文、葉劍英之前——周恩來生前所處的位置……
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辭去了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接任。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華國鋒在離開黨和國家權力核心后，盡管身居簡出、頤養天年，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在黨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被連續選為中央委員，特別是在黨的第十五大上，華國鋒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黨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滿頭白發的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可謂意味深長。從黨的九大至十五大，華國鋒連續七屆當選為中央委員，連續九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也是創記錄的。
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該文摘自《紅廣交》雜志201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