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何慶舟都是蘇振華的秘書。為寫《蘇振華傳》，1998年12月7日下午，我們和蘇振華的夫人陸迪倫專門去訪問了華國鋒。我們向他說明按中央和軍委的規定，要給蘇振華寫傳，但我們對蘇振華的有些情況，特別是進中央政治局后的一些情況了解很少，想請他談談，以便準確地把握事實，保證傳記歷史的真實。
華國鋒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除了詢問一些寫傳記的有關情況外，特別強調說，寫人物傳記，實際是寫歷史的一部分，一定要把事實搞準。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辨明真偽，用司馬遷寫史記的精神，秉筆直書。
談到蘇振華，他說：
因工作關系，過去我們個人之間沒有什么接觸，對他的為人和歷史也了解不多。但對他在粉碎“四人幫”前后的情況，我還是知道的。特別在粉碎“四人幫”后，海軍有幫派骨干分子，向中央寫信誣告他“緊跟”“四人幫”，當時我在一封這樣的誣告信上批示：“蘇振華同志跟‘四人幫’斗爭是積極堅決的。”我之所以這樣批示，是完全有事實根據的。
首先是1976年4月7日天安門事件時，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席卷全國，達到了高峰，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這次政治局會議，毛遠新傳達毛主席的決定，不通知蘇振華參加。當時我不知是何原因，后來了解到1975年6月5日，蘇振華曾給毛主席寫信揭發“四人幫”的問題，這封信蘇振華先送葉劍英、鄧小平看過，他們都同意這封信的內容，后送周恩來總理看時，周認為先不要送主席，怕干擾主席解決“四人幫”的戰略部署。后來知道，這封信的內容，鄧小平已口頭向主席匯報了，毛主席早知道蘇振華內心深處是反對批“右傾翻案風”的。其實，蘇振華在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政治局討論學習毛主席對“四人幫”批評的會議上，已用這封信的內容，當面向江青、王洪文作過斗爭。
第二，在粉碎“四人幫”前夕，記得那是1976年9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國慶活動安排問題，我順便通報了毛遠新有個報告，說他要回遼寧工作，我批了同意。“四人幫”堅決反對，在政治局會議上吵得很兇。政治局其他同志不愿與他們糾纏，先后出去了。“四人幫”不走，繼續吵，汪東興見此就沒走。李先念、蘇振華在福建廳等著。半個多小時后他們又進來了，看“四人幫”還糾纏著我吵，他們就說，國鋒同志身體不好，該散會了。我問“四人幫”你們還有話沒有？沒有就散會，我起身就走了。當時，這是李先念、汪東興、蘇振華對我的支持，為我解了圍。
第三，在粉碎“四人幫”的關鍵時刻，蘇振華為粉碎“四人幫”做出了重要貢獻。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9月14日晚，蘇振華來到葉帥的住地，向葉帥建議，要趕快下手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向葉帥提出4條建議，一要抓軍隊，軍隊不能讓“四人幫”插手，要把軍隊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輿論，設法把“四人幫”控制的報刊、電臺抓過來；三要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安全特別注意，不要老住在一個地方，要經常變動；四要趕快下手，夜長夢多，要注意保密。后來，葉帥同我聯系，讓我跟蘇振華進行了直接面談。談后我送蘇振華出辦公室，互相緊握雙手，于無聲處待驚雷。之后，我和葉帥商量，又讓蘇振華分別找總參和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布置相應的任務，還讓他查處了有的幫派骨干分子向江青寫“勸進信”事件。這保證了黨中央在粉碎“四人幫”的關鍵時刻，不費一槍一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第四，粉碎“四人幫”時，上海是“四人幫”的老巢，有人妄圖發動武裝暴亂，與中央對抗。1976年10月12日上午，我在玉泉山5號樓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組問題。我說，現在看來，上海市委這些人已無法工作了，他們頑固地站在“四人幫”立場上，與黨中央對抗，妄圖發動武裝叛亂，過去被“四人幫”壓下去的一派，也準備搞串聯，上海的群眾也自發地行動起來了，需要正確的引導，中央應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會出大亂子。
葉劍英成竹在胸地說，我贊成國鋒同志的意見，為了防止上海這些人狗急跳墻，搞武裝叛亂，要派一位無論是在軍隊和地方，都能壓得住臺的老同志去。
葉劍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說，我看蘇振華堪當此重任。他資格老，林彪、“四人幫”整得他很慘，但他斗爭很堅決，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時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戰爭年代，他有指揮作戰的豐富經驗；在建國初期，擔任過貴州省委書記，多次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贊。再說上海有海軍東海艦隊的基地，蘇振華在上海，工作起來也有方便條件。
陳錫聯補充說，我贊成葉帥的提名，振華同志是軍委常委，我們在一起處理軍委日常工作，1974年調整各大軍區領導班子時，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這些都便于他協調南京軍區、海軍、空軍的部隊，特別是南京軍區，廖漢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和壓制，與振華同志關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們的支持，振華同志牽頭去上海，是很合適的人選。
李先念接著發言說，葉帥的意見是深思熟慮的，上海是“四人幫”起家的基地，解決“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問題，是解決“四人幫”問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中央解決好“四人幫”問題的一著極為重要的棋，穩住了上海，對于穩定全國局勢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確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選，特別是牽頭的人選，就特別重要。毛主席曾說，管海軍靠他，這次解決“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問題，也要去靠他牽頭，靠他去發揮核心作用，我贊成葉帥的意見。
當時我也贊成葉帥的意見，于是，政治局就一致通過了。同時，我們還提了倪志福、彭沖一起去上海，一定會更有利于解決“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問題。事實證明，原先我們認為上海可能出大亂子，但我們派了幾個人去上海，大亂子沒出，中亂子沒出，小亂子也沒出，這說明粉碎“四人幫”是深得人心的，也說明以蘇振華為核心的工作組對中央的“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執行得很好，對全國清查“四人幫”運動起了榜樣的作用。
第五，至于講到旅順閱兵問題。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后，我任軍委主席，但過去我不管軍隊工作，對部隊情況了解很少。剛粉碎“四人幫”時，工作太忙，也顧不上到軍隊走走。1978年初，葉帥和軍委常委都勸我到部隊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隊的情況，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楊村看了空軍飛行部隊的表演。當時軍委領導同志差不多都陪我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朝鮮后，回來順便去旅順看望海軍部隊，但日期沒有定。蘇振華同志要到部隊蹲點搞查整改運動，離開北京時間較長，按中央慣例，政治局成員離京時間較長，都應向中央報告，他來向我請假時，我順便把自己擬看望海軍部隊的打算告訴了他。實際情況是，訪朝回國后，工作太緊，也就沒有去旅順看望海軍部隊。現在有人說，海軍發生了160艦爆炸事故，蘇振華到我這里來告狀，根本沒那回事。再說，我是軍委主席，要去看看海軍部隊，也不存在背著軍委的問題。有人利用海軍內部矛盾，打擊蘇振華，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海軍情況錯綜復雜，一時難以澄清。但歷史終究是歷史，謊言總是不能持久的。■
（該文摘自《湘潮》雜志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