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龔獵夫系原中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
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總統鐵托應中國政府邀請來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這是毛澤東逝世后我國接待來訪的第一位外國元首。鐵托來訪，標志著中南兩國兩黨關系突破了沉重的歷史羈絆，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從更廣泛更深遠的意義來看，拉開了我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序幕，在我國外交史和政黨關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談判參觀一帆風順』
8 月30 日，鐵托抵京后，在機場受到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迎接，在天安門廣場受到8 萬群眾的夾道歡迎。當晚，華國鋒為鐵托舉行盛大歡迎宴會，鄧小平、李先念、鄧穎超等人出席并紛紛向鐵托祝酒。
第二天上午，鐵托與華國鋒舉行會談。略事寒暄后，華國鋒開門見山對鐵托說：近年來，我們兩國關系有了很好的發展，共同點是主要方面，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現在應該考慮恢復我們兩黨關系的問題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現在兩黨可以先恢復內部聯系，經過雙方努力，正式恢復兩黨關系。鄧小平插話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
鐵托同坐在身邊的多藍茨（時任南共盟中央主席團執委會書記）簡短交換意見后表示，中方講話和建議使他們很高興，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應當向前看，至于恢復兩黨關系的方式，有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比較好。至此，經過約40 分鐘的會談，中南雙方領導人達成了恢復兩黨關系的原則協議。
會談當天的晚上，鐵托在釣魚臺國賓館18 號樓駐地，從樓上走下來，夾著兩瓶酒對隨行人員說，今天上午會談非常成功，我們同中國開始恢復兩黨關系，兄弟們！我們一起喝幾杯慶祝一下，我來請客。
會談之余，鐵托還主動要求瞻仰當時尚未正式對外開放的毛主席紀念堂，表達他對毛澤東的崇高敬意。鐵托當時已屆85 歲高齡，仍然興致勃勃地游覽長城，并登上了第一道關隘。當聽到“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介紹后，鐵托異常興奮，隨即以傘為劍，擺出幾個出擊的招式，逼得多藍茨步步后退。此情此景，令姬鵬飛外長等雙方陪同人員歡笑不止。
在西湖劉莊住地，鐵托同代表團成員一起唱起了當年南斯拉夫游擊隊的老歌。他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樣的場景他們只見過兩次。鐵托在李先念陪同下訪問了上海、杭州、烏魯木齊后回國。9 月6 日，鐵托回到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受到60 萬市民（占全市人口一半）的夾道歡迎，3000 名文藝工作者沿街演出，氣氛極為熱烈。鐵托講話說，對這次訪華“十分滿意”，“超出了我們的預料”，“非語言所能形容”，“這次偉大的經歷，將永遠銘記心中”。
鐵托訪華進行得如行云流水般順暢，然而，接待準備工作卻是十分困難，十分復雜的。從向中央報告會談方針、制訂會談方案、完成會談稿到各種場合的講話稿，前后長達半年之久，方向性修改兩次，重大修改3次，局部修改就不計其數了。鐵托訪華關鍵的問題是兩黨關系，當時大體有幾種意見：一、不主張恢復兩黨關系；二、適當松動兩黨關系，待明年回訪時再恢復兩黨關系；三、這次明確表示，恢復兩黨關系。
直到訪問前三天，中央還在開會討論，對南共盟的門開多大、是“開前門”還是 “開后門”等問題。最后，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意見，確定開前門，恢復兩黨關系。但為了避免彎子轉得太急，要等我在國際國內做好工作后再正式恢復兩黨關系。
鐵托訪華的接待準備工作如此艱難曲折是有眾多歷史原因的。從國際層面看，所謂南斯拉夫問題由來已久，涉及共產國際、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南蘇關系、中蘇關系、“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以及國際共運中爭論20 年的幾乎所有問題。從國內層面看，中南兩黨關系已經中斷近20 年。我對南共盟定性為修正主義也15 年了，“文革”中對南批判更升級為謾罵羞辱，幾乎沒有轉圜的余地。
這是一筆幾十年的老賬，只有曬曬這些賬本才知道它有多么沉重；只有梳理這些賬本，才知道了斷這些舊賬多么困難，需要怎樣的智慧、膽識和魄力。這其中南蘇關系和中南關系尤其重要復雜，況且兩種關系又往往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
『時好時壞的南蘇關系』
南蘇關系雙方的關鍵人物，一是眾所周知的斯大林，另一位就是鐵托。二戰期間，共產國際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執行“兩階段”革命論，即第一階段，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第二階段，待戰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南共認為，這是一場由南共領導的、農民為主要成員的、各民族共同參加的人民解放戰爭。根據這一實際情況，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必須同步進行。1943 年11 月29日，南斯拉夫全國解放委員會成立，這是一個具有人民政權性質的機構。從此，南蘇關系存在潛在的裂痕，斯大林對鐵托的特立獨行已心存疑慮。
二戰結束后，遵照斯大林的旨意，1947 年9 月，蘇聯、南斯拉夫等9 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波蘭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主要任務是，在各黨自愿基礎上協調各黨工作，交流經驗和互換情報。斯大林的意圖明顯在于控制東歐各國的戰后發展方向，要求他們嚴格照搬蘇聯模式，不能有絲毫改變。但是，由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反對這樣做。1948 年3 月27 日，南蘇兩黨分歧公開化。
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后，南蘇關系才出現轉機。6 月，蘇方建議雙方互派大使實現兩國關系正?；?。1955 年5 月，赫魯曉夫率政府代表團訪南，在機場宣布，蘇南關系史上“烏云密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希望雙方捐棄前嫌，排除障礙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
正當蘇南關系全面改善的時候，發生“波匈事件”，蘇南關系再度緊張起來。1956 年9 月19 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南斯拉夫雅得利亞海邊“休假”，同鐵托會談試探鐵托對東歐局勢的態度，并向南施壓。一周后，鐵托去克里米亞做“狩獵旅行”，繼續同赫魯曉夫會談。11 月，鐵托在濱海城市普拉發表講話稱：10 月24日，蘇聯第一次出兵匈牙利是絕對錯誤的；11 月4 日，第二次出兵干涉同樣令人遺憾，但卻是必要的，因為匈牙利出現了社會主義遭到顛覆的危險。
1957 年11 月，12 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莫斯科宣言》。南認為，這項宣言中的一系列觀點和評價與南共盟的立場截然不同，因而拒絕簽字。南特別強烈反對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和以蘇聯為首的觀點，強調蘇聯和蘇共在共運中不能成為“思想、組織和其它問題的仲裁者”，也沒有“在當代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仲裁權”。1958年南共盟七大通過了《南共聯盟綱領》，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攻擊。
1968 年8 月21 日，蘇聯等5 個華約國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南共聯盟堅決反對這種軍事干涉，并積極進行戰備動員。蘇聯此次出兵令羅馬尼亞也十分緊張。8 月23 日，羅駐華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周恩來總理破例出席。羅馬尼亞駐華大使希望周恩來就東歐局勢發表講話。周恩來說，要我講話我就要“放炮”。羅馬尼亞駐華大使表示說，歡迎總理“放炮”。周恩來強烈譴責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對周恩來的講話，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都十分滿意，感到了來自中國的強有力的支持。從此，鐵托同齊奧塞斯庫在南歐結成同舟共濟的聯盟，中羅關系的發展開始進入快車道，中南關系也逐漸回暖，并很快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系。
1971 年，勃列日涅夫訪南后，南蘇關系不久也恢復了正?；?。從那以后，中國走向國際共運的舞臺中心，替代了南斯拉夫同蘇聯進行了長期的激烈論戰，并最終導致于1969年在東部珍寶島、西部鐵列克齊發生武裝沖突。
『曲折前進的中南關系』
中南關系的曲曲折折都與南蘇關系、中蘇關系糾纏在一起，幾十年難解難分。二戰期間，中南兩黨雖然遠隔萬里，各自在東西兩線同法西斯進行殊死的戰斗，而且也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兩黨都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堅持武裝斗爭，都在解放區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兩黨都把對方視為同一戰線的戰友，和相互信任的同志。兩黨通過自己的媒體，都對對方表達了極大的關注、聲援和欽佩之情。
中共在延安和重慶的報刊大量報道了南共和鐵托反抗法西斯的事跡，僅《解放日報》在1941 至1945年間，就發表了近600 條有關消息和評述。南共游擊隊對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也做了大量的報道，并稱，南中兩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有著“相同的命運和斗爭”。南斯拉夫游擊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根據艾德加·斯諾撰寫的書籍和資料編輯出版了題為《中國游擊隊的萬里長征》和《中國青年的斗爭》兩本小冊子，以頌揚中國人民斗爭的業績，激勵南共游擊隊的斗志。
然而到了1948 年，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的決議像平地驚雷，令中共猝不及防。在當時條件下，中共對南共的態度只能同蘇聯保持一致。中共對情報局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并公開表示支持。但蘇共對中共表態，仍不滿意。據余湛（20 世紀60 年代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文革”后任外交部副部長）回憶，劉少奇曾告訴他，當時黨中央發表決議還不行，最后以劉少奇名義發表一本小冊子《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才算了事。
1953 年6 月，斯大林逝世后近3 個月，蘇聯主動同南斯拉夫改善國家關系，兩國重新互派大使。1954 年，赫魯曉夫派人專程來華面見毛澤東，通報蘇共中央決定會見鐵托，改善蘇南關系的意見。后來，蘇共中央又轉達了南共聯盟希望同時改善同人民民主國家關系的愿望。中共中央決定，由駐蘇大使張聞天在莫斯科同南駐蘇大使進行建交談判。
早在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10 月5 日，南斯拉夫政府就發表聲明予以承認。當時考慮到蘇聯的態度，中方沒有立即同南建交，而把建交問題擱置起來。建交需要雙方表態、承認，幾經周折，周恩來外長致函南斯拉夫外長確認中方“歡迎”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建交談判才最后完成。1955 年1 月10 日，中南兩國同時發表建交公報。后來雙方確認，以1955 年1 月2 日為中南兩國建交日。1955 年3 月，中方任命伍修權為首任駐南大使。從此，中南兩國外交關系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伍修權到任后，立即開展調研工作。他認為：南共盟根據本國特點的需要，制定了獨立的方針政策，探索自己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機械地搬用馬列主義一般原理，也不照抄外國的經驗，堅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實踐中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正像伍修權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中南關系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受到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蘇南關系的影響和制約。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南關系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發展，相反卻發生了急劇的逆轉。
1958 年初，南共準備召開七大，為此提出了“南共綱領”。國內要求使館全文報回并提出看法。使館根據《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九條共同標準，對照“南共綱領”一一作了比較，認為南共至少有6 條是符合這些共同規律的。其中只有一條是蘇共不能接受并堅決抵制的： “南共綱領”強調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兄弟黨的平等原則，反對任何一國的黨搞壟斷和霸權。這一條，與我黨的觀點也是不一致的。當時我黨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是客觀存在，必須維護這個陣營的團結一致。這個陣營必須有個頭，這就是蘇聯。由于蘇共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黨只派觀察員，不派代表團參加。會議一結束，國內指示伍修權立即回國述職。
伍修權本來是回國述職的，但實際做法卻是不辭而別就離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駐華大使。這場原本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很快影響到外交關系，兩國雖未正式宣布，但實際上已降為代辦級外交關系。
1968 年8 月，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方同南斯拉夫找到了利益契合點。10 月1 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廬庫說：鐵托也很緊張，南斯拉夫成了我們的間接同盟軍。1969 年，中蘇由論戰發展到武裝沖突，中方又松動了對南關系，以后又停止了對南的公開點名批判。與此同時，南斯拉夫也改變了以往支持蘇共對我批判（主要在國際問題方面）的態度，在中蘇邊界問題上也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場。1969 年，南外交部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恢復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建議。在得到中方積極回應并允諾派大使的情況下，南方先中方一年派出了駐華大使。南新任駐華大使抵京6 天后，向國家副主席董必武遞交了國書。一周后，周恩來又接受了禮節性拜會。據南外交部透露，南內部評價稱，對南大使來華后幾場活動的“速度、氣氛、待遇和規格都十分滿意”。1970 年8 月，曾濤出任第二任駐南斯拉夫大使，中南兩國關系經過12 年的中止又恢復了常態。
曾濤認真貫徹中央精神，積極開展工作，中南關系穩步向前發展。
1974 年12 月，外交部副部長余湛應邀訪南，這是1958 年以來我國對南派出的第一個高級別的代表團，在“文革”期間也是少有的出訪代表團。南對此十分重視。南斯拉夫外長助理和主管司長到南、阿邊境迎接，南斯拉夫總理、副總理先后接見。余同南外長會談時重申我支持南的不結盟政策，支持南維護獨立主權、反對蘇修霸權主義的斗爭。雙方還深入討論了我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同南主導的不結盟運動的關系等問題。1975 年10 月6 日，南斯拉夫聯邦執委會主席（總理）比耶迪奇應周恩來的邀請訪華。10 月8 日上午，毛澤東接見了比耶迪奇，在討論國際形勢之后，毛澤東對他贊揚鐵托說：“Tito, 中文是鐵托，鐵托就是iron??不怕蘇聯壓迫。”毛澤東還請比耶迪奇轉達他對鐵托和卡德爾的問候。比耶迪奇曾邀請鄧小平訪南。外交部也曾建議時間安排在1976 年上半年。后因張春橋從中作梗，訪南一事被擱置下來。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南兩黨兩國之間有太多的積怨、太多的曲折，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雖然毛澤東晚年對鐵托的評價為鐵托訪華鋪平了道路，而且，雙方爭論、批判的問題大部分都消除了，但是黨的關系如何處理，仍然是鐵托這次訪問繞不過的問題。
『謹慎處理敏感話題』
鐵托訪華前兩個月，外交部組織駐華使節去湖南、江西兩省旅游參觀。出發那天早晨，南斯拉夫駐華大使德魯洛維奇一進機場就急著同我打招呼，說有要事要談，我急忙找到蘇歐司司長于宏亮一起去貴賓室。德魯洛維奇說，鐵托此次訪華前先到蘇聯做短暫停留，看望他幾十年不曾見面的第一任妻子。接著，德魯洛維奇嚴肅地說，這絕不是在中蘇之間玩弄平衡，希望外交部將此情況盡快上報中央，請中方一定要理解。如果還需要解釋，他可到外交部去說明情況，使節旅行就不參加了。
于宏亮司長說，現在就寫簡報，由他簽發，立即送外交部，請大使放心。在湖南的一天晚上，德魯洛維奇約我去他的房間小酌。他說，我們相識多年，是老朋友啦，今天想請你以朋友的身份談談自己的看法。他說，南共盟總書記多藍茨此次隨鐵托出訪，他只有黨內職務，沒有政府職務，在中南兩黨沒有恢復關系的情況下，他參加代表團訪華似有不便。南不希望中方像不久前接待蘇共中央總書記卡圖謝夫那樣，把多藍茨也當做是修正主義的總書記。因此，他想了第二方案，即多藍茨到京后，只作為南駐華大使的客人，不隨代表團活動。他反復考慮很久了，尚未下決心向國內提出建議。
那時，中央已決定立即恢復兩黨關系，我想建議多藍茨隨鐵托訪華。但考慮到外交無小事，于是我說，作為朋友，大使如此信任我，我得認真考慮這件大事，請允許我明天答復你。當晚，我向于宏亮做了匯報。他說，看來中央決策不會改變了，給大使吃顆定心丸也有好處，免得他的建議與我們的考慮不一致。第二天，我對德魯洛維奇說了“我的想法”。他笑著說，你考慮了一夜很慎重。顯然他明白，這就是蘇歐司司長于宏亮的意見。
1977 年8 月29 日，鐵托訪華前一天快下班的時候，外交部副部長余湛打電話要我立即去他辦公室。原來禮賓司向他請示，明天宴會鐵托的座位卡怎么寫。我們設想了幾個方案，我建議只寫“同志”二字。因為，第二天上午會談將直入主題，談恢復兩黨關系問題，“同志”二字一定令鐵托預感到什么，有利于第二天的會談。余湛依然很慎重，他吸了一支煙反復思考后，才拿起電話對禮賓司說：就寫“鐵托同志”。
在準備鐵托訪華的半年時間里，我始終為處長邢忠修打下手，整天埋頭起草、修改鐵托訪華的文件，當接到通知按照恢復兩黨關系的方案準備時，我們加班加點，再忙再累也感到心情舒暢。由于時間緊張，于宏亮司長自己動手，起草了會談開始華國鋒那一段開場白。我們也常談論，中央決策一定出于一位高人的大手筆。后來才知道，這次接待鐵托來訪果然是新時期鄧小平外交思想的開篇佳作。
鐵托訪華3 個月后，1977 年11月29 日南斯拉夫國慶時，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名義向南共盟主席、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發出賀電。這表明中南兩黨已恢復正常關系。
(該文摘自《湘潮》摘自2013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