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會議勝利閉幕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接著召開』
鄧小平講話成三中全會主題報告。12 月13 日，鄧小平同志在閉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文選》收入這篇講話時注釋：“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個講話今天讀來仍振聾發聵。
講話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第二個問題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他特別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講話中真正付諸實施的是關于經濟的部分。鄧小平認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有計劃地大膽下放”。
華國鋒同志主動承擔“兩個凡是”的責任。12 月13 日，華國鋒同志在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說：關于“兩個凡是”的問題，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復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持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講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中，絕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這是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后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當時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在這之前，2 月7 日中央兩報一刊還發表過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文章的主題，主要是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認真學好有關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幫”。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這篇社論也講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以上兩處關于“兩個凡是”的提法雖不盡相同，卻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于活躍黨內的思想。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的批評。
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問題。關于這個問題，華國鋒說，我想先簡單地講一些有關情況。今年5 月11 日《光明日報》發表、5 月12 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由于我當時剛訪問朝鮮回來，有許多事情急待處理，沒有顧上看。六七月間，中央常委幾位同志先后給我談過他們聽到的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情況。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對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論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研究。后來，報紙上登這方面的文章多了，國內外反應也多了。葉帥考慮到國務院務虛會議開得很好，提議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開個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贊成這樣辦。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時開會解決這個問題，因小平等同志出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之前這個會沒有來得及開。
此外，華國鋒還講了一個集體領導的問題。他說，希望今后各地區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希望文藝作品多創作歌頌黨、歌頌老一輩革命家與工農兵英雄事跡，不要宣傳我個人。
對于華國鋒的這一講話，葉劍英在同一天閉幕會講話中說：“所謂民主作風，也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國鋒同志作為我們黨的主席、黨的領袖，就‘兩個凡是’問題，在這次會上，主動承擔責任，話講得那樣坦率，那樣誠懇，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這方面，華國鋒同志給我們大家做出了榜樣。”他還講到華國鋒關于提黨中央，不要稱華主席、黨中央，提華主席不要提英明領袖，可以稱同志的意見，說：“華國鋒這個意見非常重要，這不是因為他在這里表現了他作為一個領導人的謙虛和美德（領導人一定要有這種謙虛的美德），而是因為他提出的看法充分表示了我們黨的生活已經恢復了應有的正常狀態。”“這次會議的民主精神是我們黨很多年來沒有過的。”
華國鋒的講話對與會者進一步解放思想產生了有利的影響。小組討論中，許多人聯系“文革”中“帽子滿天飛”、動輒上綱上線、置人于死地的情況，深有感觸地說：像這次會議這樣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敢講真話，講心里話，講實話，特別是對中央領導同志可以議論，可以批評，這種風氣是多年來我們黨所沒有的。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胡喬木在發言中說：華國鋒同志在閉幕會上講話時說到對他個人的提法問題，這在黨的生活中看起來是件小事，實際上是件很大的事，涉及的不單是個形式問題，而是黨的生活的準則和秩序問題。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說過，如果要提個人，一定要把個人放在黨組織之后，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超過黨。就是說，要講黨中央、毛主席，不能把這次序顛倒過來。就我記憶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這樣做的。后來變了，在一段時間里，甚至不存在黨中央，至少不存在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不能老說都是“四人幫”搞的。
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后，只休整準備了三天，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在12 月18 日至22 日在京西賓館召開了。參加三中全會的代表共281 人，絕大多數是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也有幾位準備增補為中央委員的同志列席。大會同樣分為六個組，會議期間每天照出簡報。
由于中央工作會議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政治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得非常順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汪東興出席了會議。華國鋒同志主持了這次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全會討論了人事變動和機構設置。有些與會者對幾位政治局委員提了不少批評性意見，提出他們現在擔負的工作是否合適，有人甚至直接提議免除其職務。但鄧小平同志不同意，他幾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組召集人談話的時候，都說到了一個原則，叫“只進不出”或“只上不下”。鄧小平的考慮是：第一，要給海外一個中共高層是穩定的、團結的形象。第二，考慮到當時中國需要大規模引進外資，不能影響中國的加快經濟建設工作。
經過與會同志反復考慮，最后一致同意增選政治局成員4 人：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中央委員9人：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按《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必須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所以全會特別聲明將來要提請十二大追認此次增補手續。全會選舉陳云同志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同志為第二書記，胡耀邦同志為第三書記，黃克誠同志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同志為副書記，并選舉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和委員。
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兩個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增強了團結。會議真正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全會決定，鑒于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 年開始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全會討論和原則同意1979 年、1980 年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建議國務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會議認為，這個計劃安排是積極可行的，會議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步子很快，1978 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財政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會議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
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因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些年來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目前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并舉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會議認真地討論了“文革”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革”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認為，解決好這些問題，對于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向前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會議指出：1975 年，鄧小平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道，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對“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四人幫”硬把1975 年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會議指出：1976 年4 月5 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結束以后，這個任務還要堅決抓緊完成。會議一致認為，采取這些步驟，正是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表現，正是高舉毛主席旗幟的表現。
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并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志。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會議指出，一定要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一切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做法應該堅決糾正。
全會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進一步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動員起來，鼓足干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
（該文摘自《世紀》雜志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