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翻閱了于光遠老先生晚年寫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一書。書中詳細介紹、評說了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
他饒有興致地寫了這樣一段話：“這個會的簡報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組的發言。二是詳細，有用的話很少被刪去。三是比較準確，我看到簡報上反映我說的話，沒有發現記得不對的地方，會上我也沒有聽到對這次會議的簡報工作有什么不滿的意見。在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誰都知道說套話沒有意義，因此簡報很有看頭，仔細地讀簡報成為一個必需的工作。這個會議的簡報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組之間及時地進行交流和討論。許多討論是在組際進行的。”這是與會者對辛勤勞動忙碌的工作人員的一些寬慰。于老的文章把我遠去的記憶又拉了回來，也想就我這兩次會議所知所見，簡要一說。
『記錄簡報 溝通信息 促進交流』
這一次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的工作班子，責成我和中辦秘書局副局長王愈明及任子超、王志明為記錄簡報組組長和副組長。記錄簡報組成員，從中央辦公廳所屬各單位選調。這次選調記錄、值班、應急人員共二十余人。
簡報組成立后，組長、副組長和組內有關人員一起研究，以記錄簡報組的名義，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一報告，把一些與簡報有關的重大問題明確，以免發生不該發生的情況。如1970 年8 月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在華北組宣講由他編選經林彪審訂的《論天才》的材料，授意華北組編寫了《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即后來被毛澤東主席稱之為反革命的全會“六號簡報”事件；又如1977 年3 月10 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云同志的發言稿沒被刊登在那次會議的簡報上，致使陳云同志很不滿意。
報告建議，這次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凡列入會議名單的負責同志，會議期間在小組會議上發言的，本人愿意登錄簡報，并經本人簽名和會議召集人簽名的，均可刊登。遇有個別疑難的需要高層領導商處的簡報，應由記錄簡報組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審定。
報告提出，記錄簡報要迅速、準確、保密。一般第一天的簡報應在第二天印發給到會同志。簡報的表述，要忠于發言人意愿。簡報稿整理完成后，要送當事人和會議召集人審閱簽字，始能印發。簡報內容，要嚴格保密，不得向會外散布。
1978 年11 月10 日到12 月15 日，一共36 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有以下四類負責人：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共219 人，其中有幾人因病請假未到會。
這次會議期間，與會者一律稱“同志”，不稱官銜；一改過去的做法，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入會場時，與會者只鼓掌，不起立。這兩條規定，一下子拉近了領導和群眾的距離，看似小問題，實際上是關系黨風建設的大問題。
整個會議期間，共開了四次全體會議，其余時間是分成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個大組進行討論，每個大組都編發討論簡報，刊登會議代表的討論發言情況，供與會代表參閱。
具體分組和召集人情況
分組 代表人數 召集人
東北組 33 王恩茂、任仲夷、唐克、楊勇
華北組 34 林乎加、劉子厚、羅青長、秦基偉
西北組 35 汪鋒、霍士廉、胡耀邦、肖華
華東組 37 彭沖、萬里、白如冰、聶鳳智
中南組 34 段君毅、毛致用、黃華、楊得志
西南組 33 趙紫陽、安平生、張平化、梁必業
記錄簡報組為每個大組配備兩名記錄簡報人員。所有的發言都在小組會內進行，除很少的幾次大會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沒有其他會議活動，分組會一般上、下午都開，星期天不休息。會議明確提出讓大家敞開講話，由于討論熱烈，小組會常常一開就是好幾個小時。會議秘書組擔心一些老同志身體吃不消，發出通知：“醫生們意見，小組會時間較長，且參加會議的多是年紀大的同志，建議在會議中間休息十幾分鐘。”秘書組還通知，為了保密，秘書、服務員不得在會場內停留。
每組的記錄簡報人員，大多分工合作，一人參加會議記錄，一人整理當天的簡報。由于發言的人多，談的事詳實具體，加之要對有的發言者詳細訂正，所以很費時間，整理簡報經常要搞到深夜，非常辛苦，好在每天都有夜餐供應。整個工作會議共出簡報425期。簡報組成員胡丹回憶，華國鋒當時讓大家敞開講話，簡報該登就登，最長一份簡報長達42 頁，400 多份簡報，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一次影響深遠的會議』
中央工作會議于1978 年11 月10 日由華國鋒主持開幕式。他宣布這次會議的議程是：一、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討論1979 年和1980 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接著華國鋒提出，根據鄧小平同志提議，中央政治局決定，會議先用兩到三天時間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從1979 年1 月起，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會同志紛紛表示，工作重點的轉移，是代表了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此，大家進行了認真討論。
討論中許多與會同志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最好由中央先解決“文革”中和“文革”前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當時許多重大是非問題沒有理清，成千上萬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兩個凡是”還壓在人們頭上，與會者怎樣心平氣順地討論重點轉移和經濟工作。
會議進入小組討論的第二天，也就是11 月12 日，陳云同志在東北組作了可以說是這個會上所有發言中最為重要的發言，這就是已經收入《陳云文選》的《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他列舉了六大問題：如關于天安門事件平反，關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案”，關于彭德懷骨灰安放，要為陶鑄、王鶴壽平反，“文革”期間成立的中央專案組應該結束，關于康生的嚴重錯誤等。這些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遺留下來的重大歷史問題，是當時最為敏感、也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這個發言捅破了窗戶紙，被簡報全文刊出后，立即在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起到了扭轉會議方向的關鍵性作用。
陳云同志發言后第二天，各組紛紛對其講話作出強烈回應。許多老同志就像開了閘的洪水一樣，傾泄而出，大家憋了十幾年的話，一吐為快。
譚震林同志說：羅瑞卿出國前到我那里，談了一個小時，流了淚，說中辦、國辦要整頓，中央專案組一、二、三辦要撤銷，否則是定時炸彈。說到黨史問題，羅說陳云、聶帥寫了第二次國內戰爭的材料，大革命時期知道多一點的只有葉帥、小平和聶帥了，要抓緊寫。有人提出搞“兩個凡是”，就想篡改黨史，搞“四人幫”那一套。譚震林繼續說：一個領導人，如果人家講了不同意他的話就叫反他，那還有什么集中制。我建議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把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耿飚同志說：搞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人總要暴露，有的中央領導不敢出門，一出門就警衛森嚴。胡喬木建議“少宣傳個人，不搞新的個人崇拜”，并建議華國鋒同志說說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胡耀邦說：我贊成把“文革”中遺留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這關系到安定團結，關系到實事求是的作風，關系到維護毛主席的旗幟。徐向前說：我衷心擁護黨中央為適時處理一些重大問題所采取的步驟，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等等冤案、假案、錯案，都作出平反和糾正。這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優良傳統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徐向前繼續說：現在黨內外心有余悸的狀況仍然存在，應該廣開言路，讓人把心里話全說出來。萬里說：陳云同志提出的六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們心里不舒服。聶榮臻說：關于案件問題，陳云同志在這次會上首先提出來，我很同意。這類問題涉及面相當大，各省市都有一些，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四川的“產業軍”等等。陳云緊接著插話：這些問題不解決，黨內黨外很不得人心。王首道發言說：只有把遺留的問題解決好，才能真正達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康克清說：我建議，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于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予以推倒。蕭克發言要求為“二月逆流”平反，陳丕顯提出上海“一月風暴”問題要解決。
與會同志還提出，鄧小平1975 年主持的全面整頓工作是完全正確的，中央應給予充分肯定，正式為所謂“右傾翻案風”的問題平反。此外，許多同志還對康生、謝富治在“文革”期間的罪行進行了揭發批判。
鄧小平外事談話的精神迅速在會內發揮作用。27日晚7 時到11 時半，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召集人彭沖、王恩茂、秦基偉、段君毅、汪鋒、安平生的匯報。在這次匯報中，大家提出鄧小平26 日同佐佐木良作談話的19 條可否向干部傳達？鄧小平表態：“那個談話的概括基本正確。”華國鋒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黨佐佐木良作那個談話可以傳達。”于是，常委聽匯報會上的講話迅速傳達到各組，鄧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談話要點，會議秘書組也在28 日印發給會議出席者。
與會代表王剛同志發言說：他們編的《鄧小平手跡選》收錄了1977 年4 月10 日鄧小平同志寫給中央的一封重要的信。1977 年2 月7 日，“兩報一刊”社論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違背了黨的思想路線，阻礙了撥亂反正。當時，鄧小平同志還沒有恢復工作，他敏銳洞察到“兩個凡是”不利于黨和國家事業向前發展，以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精神，率先站出來反對“兩個凡是”。鄧小平在信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他還建議：“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將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鄧小平同志的信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和廣泛認同，對撥亂反正、恢復黨的思想路線、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會內會外聯動。會上在討論，會場外也在行動。11 月14 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市委第三書記賈庭三講著講著離開了講稿，從桌邊拿起一張紙，念了一段話：“1976 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于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11 月15 日，新華社通過電波向全國發布了重要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同樣在11 月15 日，《人民日報》發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社論，緊跟著，南京群眾紀念周恩來而引發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宣布平反，社會上感到一種“解凍”的氣氛。在與會同志的強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大家的意見。11 月25 日下午，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布9 條決定：1. 關于“天安門事件”，“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他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公開徹底平反”；2.“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撤銷有關的全部中央文件；3. 為“二月逆流”平反；4. 為薄一波等61 人平反；5. 彭德懷的骨灰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6. 為陶鑄平反；7. 為楊尚昆平反；8. 對康生、謝富治進行揭發批判；9“. 文革”中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實事求是妥善處理。
于光遠認為，華國鋒的態度值得肯定。他說，華國鋒“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回避，態度誠懇”。代表們還從這一講話中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氣氛，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大家為華國鋒的講話熱烈鼓掌。 （未完轉一下篇）
（該文摘自《世紀》雜志201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