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韓 鋼，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縣人。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歷史系，198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從教。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共歷史、中國當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學術團體任職有: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理事、東方歷史學會理事。
【正 文】
『“文革”終結的最大意義，就是昭示極“左”意識形態和集權政治制度的徹底失敗』
我們即將迎來改革開放30周年。直面舊體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訓，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堅定改革信念，將這一偉業堅定推進下去，成為國民思考的重要內容。
鑒往方能知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而從歷史的演進來看，粉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則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開啟了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轉折。今年8月20日去世的華國鋒一生最輝煌的功績，亦是參與領導了粉碎“四人幫”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四個群體 三種力量』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面對的是一個相當嚴峻而又撲朔迷離的局面。毛的逝世，使得中國出現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十年“文革”導致經濟和社會生活崩壞，已成強弩之末；國人心理五味雜陳：厭倦、憤懣、憂慮、焦灼、茫然、希望，關切毛后的中國走向。在中央高層，則醞釀著尖銳的政治較量。
1975年，隨著鄧小平全面整頓的展開，中國高層大致分化為四個群體、三種力量。
第一個群體以鄧小平為代表，大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資派”，“九一三”事件后重新出山，對“文革”極“左”政策和“四人幫”十分抵觸。胡耀邦、張愛萍、萬里、李昌、周榮鑫都是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成了鄧小平整頓工作中的骨干。
第二個群體是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韋國清、蘇振華，他們在“文革”中受到一定沖擊，但未被打倒；“批鄧”后雖官居原職，但同“四人幫”有很深的矛盾，對“文革”政策也有抵觸，政治傾向上與第一個群體相當一致。
第三個群體以華國鋒為代表，包括吳德、紀登奎、陳錫聯、陳永貴，“文革”初未受沖擊或者受輕微沖擊，官居原職甚至官升高職，參與了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但對“文革”極“左”政策并不抵觸；同“四人幫”有矛盾，但也沒有多少鋒芒。
第四個群體是以江青為代表的“四人幫”幫派力量。
四個群體歸為三種力量：第一個群體和第二個群體是一種，其他兩個群體各是一種；只有汪東興例外，他既同“四人幫”有較深矛盾，又極力維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
“批鄧”以后，第一個群體再次受到打壓，被逐出政壇；第二個群體也被冷落，至少在表面上處于高層權力的邊緣。剩下的兩個群體，關系逐漸緊張。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后，毛澤東重新考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選，結果選定華國鋒作國務院代總理，這令張春橋等人非常不滿。時隔兩月，毛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執掌黨政大權的華自然成為“四人幫”盯住的目標。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步步緊逼，爭權挑釁，形勢更加緊張。解決“四人幫”問題刻不容緩。
『非常時期 非常行動』
解決“四人幫”問題，還在毛澤東病重期間，黨內已有醞釀。最早是元老之間的個別議論。“批鄧”以后，葉劍英雖然被迫“養病”賦閑，但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要職，成為醞釀的中樞。此外，汪東興和李鑫（康生秘書、時任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之一）也有過私下意見交換。
這些醞釀，為解決“四人幫”問題提供了條件。但是，正式提出這個問題的，還是華國鋒。很長時間里，這個關鍵的歷史細節未被重視。
據李先念、吳德回憶，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回憶是10日），華去李先念家簡短交談，說同“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華請李代表他去見葉劍英，征求葉劍英的意見，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同一天，華國鋒還找汪東興談此事，汪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支持華的意見。
9月14日（華國鋒、吳德回憶是13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軍委辦公地，看望葉劍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請他考慮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方式。隨即，華、葉多次單獨商談。16日，華國鋒在國務院會議室開會，同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一說還有陳永貴）商議此事。據吳德回憶，華國鋒后來告訴他，華還同蘇振華溝通過此事；吳德本人則同倪志福打了招呼。只有吳桂賢被認為同“四人幫”有牽連，事先未曾與聞。
這個過程表明，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第一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還有汪東興，迅速達成了一致。這時，華下定了解決“四人幫”的決心。
9月21日，葉劍英到華國鋒住處，商量解決“四人幫”的方式，討論了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26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在國務院小禮堂談話，商量解決“四人幫”的辦法。起初，吳德傾向于用開會投票的辦法解決。然而，在分析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后，三人感覺在政治局投票解決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沒有把握，因為1973年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四人幫”把不少“造反派”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召開中央全會會有風險。
當時的政治局成員尚有20人，李德生在沈陽，許世友、韋國清在廣州，賽福鼎在新疆；在京成員，除劉伯承病重，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蘇振華、倪志福都贊成或基本贊成解決“四人幫”問題，占了在京成員的近三分之二，成為絕對多數。中央委員會的構成則比較復雜，真要通過全會解決，結果殊難預料。這次談話，最后敲定采取隔離審查即逮捕的辦法。
9月29日，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慶節活動問題。江青大鬧會議，要求將毛澤東的聯絡員、其侄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否定了江青的意見，堅持讓毛遠新回遼寧。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多數政治局成員支持華。江青等人繼續鬧會，氣氛劍拔弩張，以至會議延遲到次日凌晨才結束。江青意圖未能得逞，但華感到，對方已經迫不及待，他隨即加緊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步伐。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方案，是華國鋒同汪東興和吳德商定的。據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一個負責逮捕“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10月2日、3日、4日，華、汪、吳之間多次就實施細節商議。10月4日下午，最后確定：6日晚上，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選》第五卷編輯出版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會，然后對其隔離審查；同時對江青、毛遠新以及“四人幫”親信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實施隔離審查；控制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紅旗雜志社。
10月6日晚8點，在華國鋒、葉劍英主持下，汪東興具體指揮，中央警衛部隊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予以逮捕，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吳德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逮捕了遲群、謝靜宜、金祖敏。華責成中聯部部長耿飆率北京衛戍區部隊，控制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紅旗雜志社等新聞單位。整個過程迅速果斷，干凈漂亮。
當晚10點多鐘，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短短幾個小時，華國鋒就掌控了高層的政治局面。
『結束“文革” 開啟轉折』
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葉劍英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和當時的合法身份（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與華國鋒一起運籌帷幄，堪稱中流砥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等也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就具體組織和實施而言，華國鋒起了最為關鍵的作用。華不僅具有當時最高的合法身份（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而且從正式提出動議到分別同政治局成員溝通，從商議方案到具體實施，是所有環節的主導者。
毛澤東逝世后，性格溫厚、謹慎的華國鋒采取如此果斷的措施，逮捕毛的遺孀和毛在“文革”中倚重的幾個人物，其勇氣、魄力和智慧迄今令人驚異。華國鋒因堅持“兩個凡是”而被批評，但僅就粉碎“四人幫”而言，華國鋒恰恰沒有“凡是”。
1975年，毛澤東曾批評“四人幫”，說過要“解決”江青等人的問題，還說“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毛說的“解決”，當然絕不是后來華國鋒等人采取的強力措施。相反，毛認為江青等人“問題不大”，而且話里有話：“不要小題大做。”
華國鋒此舉，突破了毛的告誡，是對毛的“不是”。正是這個突破，成功化解了毛澤東逝世后中國面臨的政治危機，平穩地填補了毛逝世后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巨大社會震蕩。
事后看來，粉碎“四人幫”具有廣泛的黨內基礎和社會基礎。“九一三”事件以后，被打倒或受沖擊的黨內元老們已經有較多的反思，許多老干部也對“文革”產生了懷疑和不滿，許多普通黨員、干部和廣大國民對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心生厭倦。1975年的鄧小平整頓一度給人們帶來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得人們希望破滅，對“四人幫”更加痛恨。
這些懷疑、不滿、厭倦、痛恨的情緒，終于釀成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這場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抗議“四人幫”的運動，是“文革”結束前黨內外不滿情緒的總爆發。雖然它遭到強行鎮壓，但是表明“文革”的極“左”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也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民意基礎。
粉碎“四人幫”，國內局勢柳暗花明，國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從大悲轉向大喜，因而得到黨內外的廣泛擁護和贊譽。一個最好的例證是，隔離審查“四人幫”的文件還在內部傳達之時，消息早已不脛而走，第一個自發舉行民眾集會和游行的城市，竟是“四人幫”控制經營多年、甚至掌握了一定武裝力量的上海。
各地民眾歡慶“勝利的十月”，歡呼“第二次解放”。空前盛況連華國鋒和高層也有些始料不及，華當時感慨道：有些我們預料到的，有些比我們預料到的還要好；還說，上海的情況比我們預料的好得多。它說明，一個真正反映和順應民意的決策和行動，將會產生多么巨大的社會能量。
粉碎“四人幫”，終結了綿延十年、禍及億眾的“文化大革命”。那場政治專制、經濟崩潰、文化凋敝、社會動蕩、國民精神壓抑和心理恐懼的浩劫，因此成為歷史。無論當時的人們如何認識，“文革”終結的最大意義，就是昭示極“左”意識形態和集權政治制度的徹底失敗。
可以設想，如果極“左”政治勢力“四人幫”及其追隨者仍盤踞政治舞臺，“文革”的結束是無法想象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更將變得遙遙無期。僅此一筆，華國鋒對當代中國的貢獻即可無可爭議地載入史冊。■
（該文摘自《財經》雜志2008年第18期 總第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