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 論』
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工作會議用“兩個凡是”阻礙鄧小平復出工作。對于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看。正如前文所述，到1977年初，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中央工作會議更是對鄧小平出來工作作出了明確安排。很明顯，當時的情況表明，恢復鄧小平工作是作為實際工作層面上的問題解決的，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但是，主要不是阻礙的問題，而是在思想上對鄧小平進行所謂“幫助教育”的問題，從而達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發揮鄧小平的長處，對黨的事業有利”的目的。但是，在執行/兩個凡是”，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問題上，出來工作的鄧小平堅定地選擇了后者，這就使所謂的“障礙”問題凸現出來了。
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剛剛對鄧小平出來工作作出明確安排后不到一個月，4月1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感謝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系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個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時機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就在這封信中，鄧小平意味深長地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彼Ｍ?，/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將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月14日，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這封信的有關情況。同日，華國鋒在信上批示：“信及附件印發中央政治局同志，經研究后確定印發的范圍?！保ā多囆∑侥曜V(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57頁）5月3日，中共中央以第15號文件的形式將鄧小平4月1日的信和1976年1月1日的信在黨內印發。
鄧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中提出了一個對后來形勢產生重大影響的命題，這就是：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的問題。在這個時候，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有強烈針對性的，按照鄧小平自己的說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矛頭直指“兩個凡是”。
還在“兩個凡是”剛剛在報紙上出現的時候，1977年2月，鄧小平就在同前來看望的王震談話中，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5頁）。
4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李鑫到鄧小平家中，通報中共中央印發鄧小平4月1日和1976年1月1日兩封信的有關情況。在談話中，鄧小平再次向他們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7頁）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和鄧力群談話時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鄧小平說，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我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9-160頁）
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峻局面，鄧小平在千頭萬緒中抓住了一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問題，這就是思想路線，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推動形勢繼續向前發展。
在鄧小平等人的大力倡導下，黨內的思想解放力量開始迅速聚集。從十屆三中全會到十一大，一些新的思想傾向就開始表現出來，盡管還不是主流，但思想路線是健康和正確的，這為隨后新一輪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的形成乃至改革開放事業的啟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