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若干重大問題的討論和回答』
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是在較為寬松的環境下召開的，小組討論氣氛活躍，大家暢所欲言。當然，鑒于當時全黨的思想認識狀況，這種寬松的環境還不足以凝結形成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的大勢，更不足以形成改革開放的大勢，但是它有利于大家開誠布公地對一些重大思想理論問題展開討論和探索，體現了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力量。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小組討論中，與會代表對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對被極左思想混淆的重大理論問題提出質疑
韋國清發言指出，“四人幫”歪曲和篡改的理論，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中央應該組織力量從理論上加以系統闡述。例如，對“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需要在思想理論上澄清。他還認為，在當前條件下，經濟和社會發展要十分注意發揮地方基層的積極性，要真正做到兩條腿走路，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意見還不完全一致。中央各部門和地方都有困難，就要溝通思想，上面知道下面的情況，下面也知道上面的情況。另外，現在各地機構臃腫重疊，人浮于事的現象很嚴重，要精簡機構，精兵簡政。但同時要特別注意對老同志的安排，中央要成立特別的專門機構，以調動老干部的積極性。（韋國清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討論中的發言(1977年3月11日)）
胡耀邦在小組發言中說，目前總的形勢是好的，人心舒暢，局勢穩定，經濟好轉，前途光明。但是，也有困難和不利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四人幫”在政治、思想、組織方面散布的流毒和影響遠遠沒有肅清。“四人幫”在思想、理論上造成的混亂，必須以極大的努力把它糾正過來。（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討論中的發言(1977年3月12日)）
朱穆之發言說，參加民主革命的有無產階級革命派，有資產階級民主派。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毛主席為領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怎么能說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都成了“走資派”？成了革命對象？什么是“資產階級法權”，也被“四人幫”搞得很亂。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要有一定的基礎和條件，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看做是僅憑主觀意志決定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如政治與業務的關系，如何培養接班人，這些問題不搞清楚，影響都很大。（朱穆之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討論中的發言(1977年3月13日)）
(二)關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主張學習和借鑒
在小組討論和發言中，不少代表對企業管理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提出了建議。有代表指出，企業管理到底怎么搞，現在一個企業就像一個小社會，企業黨委除了抓生產，還要管理教育、公安、商業等，這樣的企業是辦不好的。另外，企業又開始強調搞勞動競賽了，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方法是否要改進？除了政治上獎勵外，要不要搞物質獎勵？怎么搞法？需要關注。
為了滿足代表們提出的了解國外經濟發展情況的要求，熊向暉代表有關部門在會上專門介紹了國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評價、美國的農業現代化問題以及有關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材料的問題，引起了與會代表的極大興趣。
(三)要求重新評價鄧小平及天安門事件在第一階段小組討論的最后一天，陳云的發言觸及了當時最敏感的問題。3月13日，陳云在書面發言中提出：/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于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頁）
王震也在會上呼吁，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和國務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斗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鄧小平。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云、王震等人的發言得到了許多與會代表的贊同。
中央工作會議小組討論的活躍氣氛，反映了黨內不少人特別是老同志希望形勢有更明顯的改善。這樣的黨內環境，推動了中央工作會議取得一些積極成果。
(四)對若干重大政治問題的回答
對于當時黨內外新的思想理論動向，3月14日，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給予了正面回應。
第一，關于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捍衛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的問題。
講話指出，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特別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問題。這是一個關系到革命的方向和路線，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系到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立場堅定，態度鮮明。（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從講話的指導思想上看，提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問題，主要是考慮到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的原因。國際原因是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講話提到，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捍衛列寧的旗幟，把十月革命開創的事業推向前進。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走向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丟掉了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帝國主義反動派高興，修正主義得勢，革命人民遭殃” （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國內原因是針對在捍衛毛主席偉大旗幟問題上出現的“認識不足”和“政治上發生的動搖”。對于這種國內情況，講話提及了兩種具體表現：一種表現是黨內外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的議論，另一種表現是社會上流傳的政治謠言。對于前一種表現，講話明確表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問題就能準確地、妥善地解決，離開這個立足點，就會引起思想混亂，不但妨礙問題的解決，而且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而對于后一種表現，講話強調，站在維護毛主席偉大旗幟、維護黨的利益的立場上，對黨的工作和黨的領導同志提出善意批評和意見，當然是允許的，歡迎的，就是提的不對，也不要緊。但是，那種損害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和分裂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黨中央的政治謠言、反動言論，必須給予堅決打擊，不能任其自由泛濫。
應該說，關于捍衛毛主席偉大旗幟問題，并不是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新問題，從粉碎“四人幫”以來，黨中央就一直高度重視這個問題，而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特色是，它較為全面、清晰地展示了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認識角度和立論基礎。
第二，確認恢復鄧小平工作，但是對于全面恢復鄧小平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水到渠成”、逐步解決的方案。
講話在這個問題上表達了四層含義：(1)鄧小平的問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2)“四人幫”在批鄧問題上另搞一套，違背毛主席的指示，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對鄧小平進行打擊誣蔑；(3)“四人幫”對鄧小平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陷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后臺，經過調查，鄧小平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現在，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和多方面工作，解決鄧小平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4)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問題正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
實際上，經過努力，特別是黨內老同志的積極呼吁和推動，到1977年初，恢復鄧小平工作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中央工作會議明確表達了這個態度，而且會議在涉及鄧小平的一系列敏感問題上，例如上文提到的“三株大毒草”、1975年全面整頓以及與天安門事件的關系等問題上，都作出了有利于恢復鄧小平名譽的回答。
第三，繼續肯定天安門事件的反革命性質，但是明確表示絕大多數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民群眾的動機和愿望是好的。
講話強調，在“四人幫”迫害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周總理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去天安門表達自己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當時去天安門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凡是受到錯誤處理的群眾，要按照中央1976年12月5日發布的文件解決（1976年12月5日中央文件,即中央第23號文件,該文件指出:“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經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經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經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消。”在該文件的最后部分,專門強調:“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這方面“實際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講話肯定群眾去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周總理活動是正當合法的，但是并沒有改變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繼續強調“/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進行反革命活動，制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
可以看出，在當時全國人民普遍關注的若干重大政治問題的認識和處理上，講話面對現實，表現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當然，講話的主導思想也很鮮明，就是/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也就是講話中提到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兩個凡是”思想的體現。（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