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和寬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為民主的一次會議。但對華國鋒來說，這次會議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鐵盧”。富有意味的是，這個結果同他的包容和寬厚有關。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不少與會者即提出解決歷史遺案的問題，并對包括“兩個凡是”在內的許多問題提出批評，直指幾位政治局委員包括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也間接觸及華國鋒本人，會議氣氛尖銳而激烈。華國鋒作為主持者，沒有采取壓制和對立的姿態，反而多次肯定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89頁。）他主持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接受與會者提出的許多意見，當即決定為與會者提出的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懷、陶鑄等）平反或重新處理，審查康生和謝富治。與會者對提交會議的兩個農業文件意見很多，他采納與會者意見，決定會后將稿子下發全黨討論，然后再交下一次全會決定。對與會者普遍質疑和批評的“兩個凡是”的問題，華國鋒承認“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于活躍黨內的思想”。他主動承擔了責任：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做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同上，第191～192頁。）會議的最終結果，同華的包容、寬厚不無關系。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次會議之后他實際上已開始失去權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評價三中全會時，卻從不提及華的作用。倒是與會的兩位“實踐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評論。胡績偉稱：“他（指華國鋒——引者注）對于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指‘兩個凡是’——引者注），是在黨內做了自我批評的”，“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頁。）于光遠說：華國鋒“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愿意多講。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討論開幕會上提出的那三個議題（指農業問題，1979、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的講話——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導這樣的討論。對會議提出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提出解決許多重大的冤假錯案，會議提出‘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有精神準備的。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他在閉幕會上沒有再提‘兩個凡是’，沒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這種方式來講話，讓出席者更加討厭甚至激怒許多出席者；二是他批準北京市常委擴大會上對‘天安門事件’講一篇與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會議調子很不一樣的話，想爭取到一些主動。整個說來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并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采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大家意見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07頁。）
中共歷史上，華國鋒不算是強勢政治領袖。他主政的兩年多，高層權力核心經歷了兩次變化：一次是毛澤東逝世后最高權力真空的填補，一次是從他本人轉移到了鄧小平。經歷如此大的變局，中國內地保持了平穩和安定，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新的震蕩，并開始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和轉型。據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個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兩年多，我們搞了一場政治上的搏斗，階級斗爭的大搏斗，確實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出現了多少驚心動魄、雄偉壯觀的場面。”兩年多時間“扭轉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單一的，而主政的華國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社會的深刻變化和轉型，未必需要強勢政治領袖。■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