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視的“濫觴”』
關于改革開放起源的歷史敘述，很少提到華國鋒，似乎華與改革開放無緣甚至是對立的。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稱：“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力的發展也必然會使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來，喚起人們去加以改革。”（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日報》1977年5月1日。）當然，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屬于官樣文章；而且這里所說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同后來的改革含義殊異。
那么，華國鋒有沒有改革開放的意識呢？這需要憑史料來回答。由于文獻檔案公布甚少，筆者只能根據所見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鑒和學習外國經驗問題上，華國鋒不是一個保守的領導人。1975年他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科技工作時，就曾感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國務院領導同志聽取胡耀邦等同志關于“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的講話（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項南（項南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兼農機局局長。）向他匯報考察美國農業機械化的情況。項南一邊匯報，一邊放映拍攝的紀錄片，華對美國農業生產的發達和農業機械化的先進程度感到驚詫，韓丁一人種1600多畝地、一年生產150萬斤糧食的事實尤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項南感慨地說：“華主席，我們總在說要縮小三大差別。實際上，我在美國看到的真實情況是，美國的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比我國小。”他向華國鋒建議：“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應該借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華“內心有所觸動”，對項南說：“我相信你說的情況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項南傳》（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頁。）
前述華國鋒在引進問題上的主張，某種程度上已經含有打破自我封閉的意義。在他看來，我國科學技術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學習外國好的經驗，非常重要。他說：“‘四人幫’閉著眼睛，不學外國技術，那才是真正的爬行。”（華國鋒聽取國家計委關于引進新技術和引進成套設備計劃匯報的談話（1978年3月1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0頁。）1977年底至1978年中國派出一些代表團出國出境考察，比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領的經濟代表團訪問日本，段云率領的經濟貿易考察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工作者訪問團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谷牧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華國鋒認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要學習外國，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來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國外有什么好東西，看看資本主義的弱點，聯系自己作為借鑒。”（華國鋒聽取林乎加、段云匯報后的談話（1978年6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8頁。）對干部的思想保守現狀，華國鋒十分感慨：“現在有個問題，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辦？多出國，多考察……我們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中國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故鄉，也是夜郎自大的故鄉。”（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在華國鋒、鄧小平和高層推動下，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紛紛組團出國考察，1978年掀起中國當代最大的一次出國考察潮。
考察外國反饋回來的信息，給華國鋒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國與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差距凸顯。對華國鋒來說，改革的動因更可能是來自于中外現狀的比較。華認為：“考察了這些國家，對我們有啟發。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好經驗值得借鑒。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確實不適應，非改革不可。”“上層建筑，很多東西要改進。我們出個國，辦手續，快者三個月，慢者半年。這樣的上層建筑不適應，要大膽改革。”但是國人尤其是干部卻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華痛心疾首的是：“這不是個別現象、局部現象，是帶普遍性的。這樣能加快速度？”華認為“問題是我們的指導思想落后”，“有個思想束縛”，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點”。（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聽取谷牧同志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從哪些方面進行改革？華國鋒當時比較關注的是行政效率、企業管理、分配制度等問題。他主張精簡行政和管理人員，對企業干部實行考核，在企業里實行政治掛帥和獎勵相結合的分配制度。華國鋒還指出了過分集中的問題，醒“要警惕我們的部片面強調集中統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發揮兩個積極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當時就主張“要利用價值法則，加快資金周轉”。他舉例，現在鋼材庫存1380萬噸，正常庫存有600多萬噸就夠了，多了700噸。這反映企業管理有問題，積壓了物資、資金。他說：“資本家多積壓一個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顧一切往外拋，賠了本是要跳樓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能學，他們的技術、管理方面好的經驗可以學，洋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計劃為主，也要利用價值法則。”（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聽取谷牧同志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注意價值法則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實際上已經多少顯露出后來經濟改革的縱深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應該肯定華國鋒的主張有某種前瞻性。
說到前瞻性，還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經濟考察組提出一個十分新穎的建議：利用寶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的地域特點，把寶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覽區，使其成為新型的邊防城市。華國鋒非常關注這個動議，他說：“有些意見我很贊成，有些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在寶安、珠海兩個縣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資問題、工廠擺法問題要研究……加工訂貨，進料加工，來料加工，原則定下來，具體問題還要研究，最好搞個文件，經過討論，發下去執行，首先在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把來料加工搞起來。總的意見，參觀以后，看準了的東西，就要動手去干，不要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準了，就要抓落實。比如來料加工，不要議論議論、熱鬧熱鬧就完了，要切實落實，把它辦起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林乎加為團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和段云為組長的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工作報告的討論（1978年6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9頁。）這實際上是后來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最早醞釀，也是對外開放實施“兩頭在外”戰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史實幾乎無人知曉，幾近湮滅。
對外關系不是華國鋒熟悉的工作領域，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處理對外事務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靈活性和務實風格。特別是他很注意在對外交往中，考察外國的情況和經驗，以為中國的借鑒，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陳規的領導人。
1977年，華國鋒邀請南斯拉夫總統、南共聯盟總書記鐵托訪華。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具勇氣的決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視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并且第一個中斷了同南共聯盟的關系。據時任中聯部八局局長的朱良回憶，雖然1975年毛澤東一度稱贊鐵托，并托來訪的南斯拉夫總理比耶迪奇向鐵托轉致問候，兩國緊張的關系有所松動，但是鐵托訪華涉及是否恢復兩黨關系的問題。國內有一種意見認為，反對南共聯盟“現代修正主義”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不能否定。當時，中聯部部長耿飆、副部長李一氓思想比較解放，而“中央領導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筆者猜想，朱良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當指至少包括華國鋒。這年8月，鐵托來華訪問，獲得極大成功，兩黨關系的恢復進入“快車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層派出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和喬石為副團長的黨的工作者訪問團出訪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訪問團回來后向中央報告，否定了過去中國黨給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義”罪狀，肯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南共聯盟是馬列主義政黨，并就恢復兩黨關系的方式和華國鋒訪南提出建議。6月，中南兩黨正式恢復關系，南共聯盟成為第一個同中共恢復關系的“修正主義黨”。
8月，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華國鋒非常感慨。據朱良回憶，華了解到南、羅同中國的同類工廠、企業相比，規模、設備都不如中國，但效率比中國高出很多，企業還擠出一部分產品出口換外匯，而中國的企業權利太小，經營管理有問題。我們關門自己搞，既不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又由國家壟斷出口，企業產品不能進入國際市場去接受外國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農工聯合企業，不僅搞農、牧、畜，而且搞加工，還有自己的銷售網點。華要隨同訪問的趙紫陽（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到四川搞一個、北京搞幾個這樣的企業。朱良還回憶，華對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吸收國外投資和貸款的經驗頗有興趣。看到羅、南對外經濟合作完全放開，搞補償貿易，吸收外國投資，合作經營，生產協作等等，并沒有損害國家主權，他當即想到我們吸收外國貸款“似無不可”。華認為，這次訪問很大的成果，是開闊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差距，我們要爭取時間趕上去。（朱良：《鐵托與華國鋒互訪——對改革開放帶來啟迪的外事活動》，《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這種源于經驗而不是理論推導的改革意識，比某種“理論”更實在，也更具張力。
從實施大規模引進，主張走出去看西方、開眼界，贊成辦出口基地和實施加工訂貨、來料加工、進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國貸款，提出改革上層建筑和管理體制看，應該肯定，華國鋒主政時，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同后來的改革開放相比，這時的改革開放當然還是淺層的，不少甚至還在醞釀之中。但改革本來就是一個漸次推進、梯度升級的過程，“其始也簡”。因為其淺、其簡，就忽略它作為濫觴的意義，恐怕是歷史虛無主義。（未結束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