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躍進”？』
“洋躍進”也是指斥華國鋒的錯誤之一。“躍進”自1980年代以后是個貶詞，“躍進”再戴個“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謂“洋躍進”，從目前的解釋看，有“寬”“狹”兩種含義。廣義的“洋躍進”，指1970年代末伴隨大規模技術和設備引進的經濟高速增長。狹義的“洋躍進”，指超出國力承受邊界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大規模引進。由于批評者將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躍進”，又因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過的對外引進的因素，故稱之為“洋躍進”。對“洋躍進”，政學兩界歷來有不同看法，以至于對這個說法都有爭議。作為學術問題，這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不過，無論是肯定還是批評，前提是弄清事實。因為事情本身比較復雜，這里只討論最高層關于引進的決策層面的事實問題。
“文革”結束以后，當時面臨的局面相當嚴峻。工業生產方面，突出的問題是燃料、動力和原材料緊張。為解決這方面的困難，1977年7月，國家計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緊“四三方案”（指1973年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新技術的方案，因需動用外匯43億美元，故稱“四三方案”。）的在建項目的投產外，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總額為65億美元。7月26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匯報。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品，換取外匯，多引進設備和技術。葉劍英當即贊成，說“不算多。投信任票。”華國鋒、李先念也都表示贊成。（房維中編：《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第一分冊，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頁。）
會后，國家計委修訂引進方案，提出在65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引進項目，規模擴大到150億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聽取國家計委的匯報，肯定了計委修訂后的方案。鄧小平很肯定150億美元的引進計劃，認為沒有什么危險。鄧甚至提出，再過兩三年，也許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鄧的意見。華國鋒也同意鄧的看法，肯定國家計委的計劃是積極的，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55～62頁。）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一個突出議論的話題是加速和擴大引進。鄧小平認為：引進技術的談判，要搶時間；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不怕冒頭。還說：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這個決心，試一試，不行也不要緊。葉劍英說：我們要在二十三年內完成四個現代化，這是全世界都關心的問題。干勁要鼓足，氣勢不可怕。把積極性調動起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把我們的建設速度加快，再加快。華國鋒贊成，說：180億元的進口，可以一起談。（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稿）》經濟部分時的談話（1978年2月9日）。）按照華的主張，引進規模擴大到180億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聽取國家計委關于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的匯報。華國鋒說：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說這是一個大政策。粉碎“四人幫”以后，提出了65億美元的方案，現在看不夠了。引進也要有個長遠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國際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不斷變化，要加強調查研究，統籌考慮。現在提出這個規劃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定下來。華說：八年引進規模180億美元，也可能是200億美元。（《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0頁。）鄧小平說：引進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要縮短從談判到進口的時間。如果一個項目能縮短半年，早投產一年半載，就把錢賺回來了。（《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頁。）
4月19日，政治局聽取國家計委等五部委關于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匯報。鄧小平明顯流露出不滿：擴大進出口貿易問題，我已經說了多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膽一點，搶時間進口設備，是劃得來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問題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么障礙，看看上層建筑、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什么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 一九九七）》（上），第298頁。）與鄧小平一樣，華國鋒也強調了解放思想的問題：我們要經過二十三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真正動腦筋，想辦法，爭速度，這里就有一個引進的問題。太急了不行，慢騰騰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見，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放手一點。（《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93頁。）后來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由此而來。
6月1日、3日，政治局聽取林乎加率領的赴日經濟代表團和段云率領的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匯報。華國鋒對引進規模稍顯謹慎，他說：國外引進與國內條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項目，下決心要慎重，下了決心就能上準。這不是優柔寡斷。他說：千萬避免萬馬奔騰、齊頭并進，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熱情是好的，現在勁頭來了，但是引進不能不顧國內條件。不過在引進新技術和利用外資方面，華仍主張要大膽一些：用外匯進口新技術，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資，膽子也要大一些。鄧小平則毫無顧慮，氣魄極大：下個大決心，不僅不要怕欠賬，那個東西沒有危險，就不怕還不上錢。搶回一年時間，就補償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鄧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談話，說得更干脆：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么150億，搞它500億。（《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18～120頁。）500億美元的規模，是3月份擬定的200億的盤子二點五倍。
大概是受鄧小平的影響，6月30日聽取谷牧出訪匯報時，華國鋒再次強調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億，第二次180億，現在有一些新的設想，步子還可以再大一些。（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聽取谷牧同志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幾天后，他在一次談話中嫌原計劃過于保守：“一種辦法是讓外國剝削一點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種辦法是借自力更生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過身來。哪種好？中央準備采取大的政策引進。從60億到180億，現在要搞到500億美元。花一點錢。這是一個大決策，原計劃是保守了。”（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同華、鄧的態度相比，葉劍英、李先念顯得比較謹慎。葉說：引進技術，重點在歐洲。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要吃飽，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觀條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頓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進的東西。李先念說：引進要同國內制造平衡，要結合起來。光進口，國內機械工業不提高不行吧？！（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聽取谷牧同志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匯報時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要求國家計委提出一個引進新技術的單子。國家計委做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見。各方面提出的擴大技術引進的設想，需要用匯超過1000億美元。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國務院務虛會上作了匯報。華國鋒從加快發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進規模的擴大：關于引進國外新技術，原來我們提了一個65億美元的引進方案，以后看到形勢發展好，認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億美元。現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這也是合乎認識規律的。（華國鋒聽取李人俊關于擴大新技術引進初步設想匯報后的講話（1978年7月11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38～139頁。）有材料顯示，鄧小平也有把引進規模擴大到800億美元的考慮。（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西北組發言：“鄧小平同志講用外國貸款由五百億增到八百億。”見《王震傳》編寫組：《王震傳》（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第165頁。）尚不清楚的是，鄧什么時候提出的這個想法，這是他自己的考慮還是對計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則仍然對引進規模的擴大有些擔心。8月3日，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聽取各部門匯報后，李先念談了一些意見：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領，一下子引進那么多新技術，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黃金”。我們搞經濟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至于國民經濟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離十。我懷疑能否借到500億美元？借了500億外債還不起，國際上對我們的觀感就要變。500億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億美元，用點還點，還點用點，滾著用，大概就差不多了。（李先念聽取各部匯報后的講話（1978年8月3日），《在風浪中前進》第一分冊，第140頁。）雖然葉劍英、李先念都有些隱憂，高層最終還是作出了進一步擴大引進規模的決定。9月9日，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時宣布：最近中央決定，引進工作膽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進規模可以考慮增加到800億美元。李還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1978年9月9日）。）
上述高層決策過程的梳理，表明引進規模的擴大有一個過程，高層領導人的意向也有些變化和參差。從65億美元到后來的800億美元的規模，最初高層的意見比較一致，后來逐漸有些差異。在高層領導人里，鄧小平的調子始終是步子要快，規模要大；華國鋒的想法與鄧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間雖一度略微謹慎，但很快恢復了樂觀態度。葉劍英、李先念開始也贊成擴大規模，但是隨著規模設想的一步步擴大，態度漸趨謹慎。所以，即便把當年的引進規模擴大說成是“洋躍進”，也不是華一個人的主張，事實上鄧小平比華國鋒更積極。無怪乎鄧小平后來說：不要再提“洋躍進”了，與1958年的“大躍進”不是一碼事。（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胡耀邦事后的評論比較公道：“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賬算在國鋒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第746頁。）經濟工作有沒有錯誤、有多大錯誤，見仁見智，盡可討論；不過，胡耀邦說這是中央全會的決定，“大家都舉了手”，責任不在華國鋒一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 （未結束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