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制“真理標準”討論？』
按照官方敘史，華國鋒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相關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講的汪東興，涉及華國鋒往往語焉不詳。
許多材料顯示，汪東興的確是壓制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華國鋒與汪東興不同，充其量是不積極，現有的材料很難看出他“壓制”了這場討論。這恐怕與華歷來對意識形態問題謹慎有關。從地方到中央，華長期從事政府工作，分管過文教、農業、財貿、科技，事務性特點突出而意識形態色彩較淡。1970年代，毛澤東曾提醒華：“你滿腦子是農業，我滿腦子是路線斗爭，兩個司令部的問題。要抓路線。路線不對，抓了農業也不行，腦袋掉了還不知為什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95頁）毛的批評可以算是一個佐證。
1978年，理論界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議論蜂起。中宣部的官員顧慮甚多，希望華國鋒能出面講講理論問題，以統一思想。華的看法是：現在議論多，思想活潑，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論問題，諸如“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華認為講早了不好。他還是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他講早了人們會認為黨中央主席講了，大家就不好說了。中宣部負責人再三請華講一講爭論的問題，華仍堅辭：具體爭論的問題，思想不一致，講早了不好，思想問題有針對性的可以講一點。（華國鋒、汪東興、烏蘭夫聽取張平化、朱穆之、廖井丹匯報的談話，1978年4月7日。）華國鋒不想對理論問題匆忙表態，恐怕既有他本人對理論問題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溫厚、包容的緣故。無論如何，華對理論界的爭論不反感，主張“讓大家討論，各抒己見”，客觀上給了人們討論問題以某種寬容。
“真理標準”文章發表的前一天，華國鋒出訪朝鮮回國（5月4日至10日訪問朝鮮）。據華本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亟待處理，沒有顧上看。6、7月間，華聽到關于這篇文章的爭論情況，才知道對文章有不同看法。后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議過這個問題，認為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好的，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192～193頁）這是事后的說法。可以肯定，當時絕非所有常委都認為文章主題好。沒有材料顯示，華國鋒本人是否認為主題好；但也沒有材料證明，華對這場爭論施以了打壓。華至多是過于謹慎，不想對理論問題表態而已，與汪東興的壓制、指責不能相提并論。
真理標準討論受到責難，主張者一時壓力不小。有材料顯示，華國鋒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談話，對“砍旗”的帽子有批評：“現在有一種苗頭，動不動就說矛頭對準誰，就說你要砍旗子。這樣說，你叫人家怎么辦呢？胡耀邦說，我們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引者注）。有人愛整人，結果整到自己頭上。”（華國鋒同胡耀邦、譚啟龍的談話，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對者給真理標準文章扣的政治帽子，華表示了反感。這一番話，對著“真理標準”文章的組織者胡耀邦講，不說是對胡的支持，至少說不上是“壓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介紹了一個情況：“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后后》，中篇，《財經》2008年第12期；沈寶祥：《真理部長問題大討論》，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頁。）華承認“真理標準”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求“要搞清楚”，說明他不僅包容了討論，而且給予討論某種支持。
當年的“實踐派”代表人物胡績偉后來評論說：華國鋒“態度比較溫和，為人比較正直，處事比較慎重。鮮明的對比是毛澤東主席，他也是常常讓劉少奇或鄧小平主持會議，但他很快就打斷人家的話，把主持會議權完全接過來。他作結論時更是上綱上線，提得很高。整個會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而華國鋒卻不是這樣，例如所有關于宣傳的會議，他都幾乎讓汪東興主持，他總是溫文爾雅地坐在旁邊，對汪東興不斷發出的‘槍炮子彈’，他從沒有火上澆油，反而起一些緩解松弛的作用。特別是當汪東興對我大批大罵時，華主席對我沒有上綱加碼，既沒有叫我停職檢查，更沒有罷官撤職，這就使我不僅能夠繼續領導人民日報，而且大大鼓勵了我繼續大膽地解放思想，相當獨立自主地改進人民日報。”（《胡績偉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頁）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真理標準”文章發表后，一些主要報紙和理論刊物非但沒有停止反而繼續發表有關文章，地方官員也紛紛表態支持，倒是反對的觀點在報刊上鮮見。如果華真要“壓制”這場討論，以他“第一號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許更加曲折。（未結束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