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認為是華國鋒的一大錯誤。應當承認，華維持了這些口號，這表明他至少相當程度上沒有脫出毛晚年意識形態的窠臼。但是通觀華的政治實踐，事情不像人們批評的那么簡單。
華的方略是“抓綱治國”。“綱”是毛澤東的語言，指的是“階級斗爭”。但是細察華說的“階級斗爭”，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人民日報》稱：“我們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幫’。”（ 任平：《抓綱治國》，《人民日報》1977年2月8日。）華“抓綱”的目的在于“治國”，他沿用毛澤東的話，特別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批‘四人幫’中要貫徹主席說的‘抓革命，促生產’，過去‘四人幫’誰說‘抓生產’，他們就說‘唯生產力論’……我們現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產’。”（華國鋒、紀登奎聽取中央宣傳口匯報時的講話（1976年10月26日）。）雖然依舊是“抓革命、促生產”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產”，畢竟與“只革命、不生產”或“重革命、輕生產”不同。對國民生活，華國鋒也相當關注。甫一粉碎“四人幫”，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華要求“把暫時的困難渡過去，而且要把群眾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眾生活要搞好，市場一定要搞得更好”，囑咐“明年市場要安排好，元旦、春節要安排好一點”，“輕工業這兩個月不要放松”；還提議明年要解決工資問題。（華國鋒在國務院財經工作會議的講話（1976年11月5日）。）
“文革”之后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是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主題是恢復和發展農業。華否定了“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發展生產力：“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粉碎‘四人幫’這場大革命，清除了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大禍害，被‘四人幫’長期壓抑的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有希望了。”（《華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8日。）語言雖然充滿意識形態色彩，但透露出來“抓生產、抓生活”的意向。華主政兩年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性會議，主題都是計劃、生產、科技、教育、財貿、引進等業務，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3月全國計劃會議，3月中央工作會議（議題之一是商定當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到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1月到12月全國計劃會議；1978年2月到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議程之一是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3月全國科學大會，4月到5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6月到7月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7月到9月國務院務虛會。
按照官方敘述，“重點轉移”是“文革”之后的歷史性轉折，而這個戰略是鄧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還把它說成是與“兩個凡是”較量的結果，若隱若現地劃出一條華國鋒與鄧小平對立的線索。事實并非如此。
問題是從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時間提出的，追溯起來，最早還要說是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作的報告。華和高層的設想，是揭批“四人幫”的清查運動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統地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反動世界觀”，“是長期的更為艱巨的任務”。（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77年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頁。）即揭批“四人幫”分為清查和理論批判兩個方面，清查運動大抵在1977年內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長一段時間；理論批判則作為長期任務進行。
十一大后，協助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從軍隊工作的角度考慮早些結束揭批運動，盡快將軍隊的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8月23日，復出才一個月，鄧小平就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透露了這個意思：“華主席提出當前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是我們的綱，而且一定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但這總也有一個時間限制嘛，這就是說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鄧沒有直接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甚至還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是肯定的”，但強調的重心是“某個時期總有某個時期的綱，某個部門總有某個部門的綱”。（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1977年8月23日）。）或許應該更多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鄧的想法，其意圖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體的方式，淡化和置換“階級斗爭”的“綱”。
其實華國鋒也在考慮結束揭批運動。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內或稍長一點時間，分期分批結束清查運動。有人要求把清查運動的時間延長一點，華沒有同意，要求還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華國鋒在全國計劃會議的講話（1977年12月11日）。）不知何故，高層并未宣布結束運動，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葉劍英在中共中央軍委全會上的講話（1977年12月12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36頁；華國鋒：《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人民日報》1978年3月6日。）“底”在哪里？時過九個月，鄧小平舊話重提。1978年9月，鄧在東北同沈陽軍區負責人談話，透出對運動過久的不滿：對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總這么搞下去吧？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疼不癢，沒個目的，搞形式主義。（鄧小平聽取解放軍沈陽軍區黨委常委匯報時的講話（1978年9月17日）。）
鄧小平回京后，很可能與華國鋒作過溝通。10月9日，華同“毛著編辦”幾位負責人（從傳達記錄看，至少有吳冷西、胡繩參加。）談話，提到鄧小平經過沈陽時，李德生反映基層群眾對運動有些厭煩。華還說，鄧在東北提出了軍隊結束運動的五條標準。（這五條標準是：一、恢復軍隊的傳統；二、看是不是真正統一了；三、看軍隊在地方、在人民中的觀感是不是變了；四、紀律，一起行動聽指揮；五、干部隊伍要整頓好。見鄧小平聽取解放軍沈陽軍區黨委常委匯報時的講話（1978年9月17日）。）華這時提出的問題與鄧大致相同：現在揭批“四人幫”運動從全黨全國全軍來看，怎樣估計分析，什么時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這個底怎么算？在他看來，從理論上批林彪、“四人幫”還可以搞若干年，但這不好把全黨全軍全民全體卷入到里邊來，多數人怎么辦？應該轉向新的任務、奮斗目標。華很清楚，加快經濟建設，加快四個現代化，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事”。（ 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華國鋒考慮，就在這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束運動。（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迄今為止，這是所見最早提出結束揭批運動、把“轉向新的任務”作為會議議題的材料。高層就此征求了各地負責人的意見，中央常委商議了此事，政治局開會討論做出了決定。會議前夕，1978年11月5日，華國鋒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談話，告訴他們：“明確明年一月一日就轉。堅決轉。征求地方同志意見，常委議了，政治局開會也談了，大家都一致贊成，再不轉，工作就耽誤了……基于這個分析，提出重點轉移。”（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1月6日）。）到1978年冬，在“重點轉移”的問題上，華與鄧沒有根本性分歧。
華國鋒唯一有些顧慮的，是如何提政治口號。他的想法，“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或者“提揭批‘四人幫’為綱”，在這個“總口號”之下實現“重點轉移”。這種“兩張皮”的策略，透出華國鋒內心的某種障礙。作為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又長期接受了意識形態的灌輸，華時刻擔心觸碰毛澤東，反復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為了貶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從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來，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吳冷西傳達華國鋒的講話（1978年10月10日）。）華未必真的想繼續進行過去那種“階級斗爭”，很可能想以此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識形態層面和政治層面有違毛澤東。這一點，華的確不如久經沙場因而謀慮深遠的鄧小平。就這次會議而言，大概也只是在這一點上，華的意見與鄧稍有差異。1978年11月10日，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轉引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22頁。）但華的講話既沒有提“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宣布停止“階級斗爭為綱”，繞開了這個敏感問題。（未完接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