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的由來』
華國鋒最受詬病的，就是“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華當然脫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長期流行的一些說法那么簡單。
1977年1月，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已經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華國鋒肯定“小平同志的問題，要解決，但不要急”。關于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對這些動向，華顯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斗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 李鑫傳達華國鋒同志的講話（1977年1月14日）。）華和高層不是不解決兩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層設想的步驟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其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把對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文件指的是《論十大關系》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大概是汪落實華國鋒“要引導”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布置任務。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布置新任務，為華主席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范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范圍”就是前述高層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華國鋒要在會上講話，要求準備一個講話提綱；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華也要講話，要起草一個講話稿。李鑫還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于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下來，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講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干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關于李鑫同志的幾個問題》（初稿，供討論用），時間不詳。）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么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后來說：“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么說也說不圓滿。由于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不是鄧小平復出，而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
講話提綱稿修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高層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于“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汪東興顯然此前看過已經起草的稿子。
理論組再次回過頭來修改社論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將講話提綱里“高舉”、“維護”的意思加到社論稿里面。（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植到了社論稿里。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話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社論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將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東興再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飚（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負責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引者注。）、朱穆之（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新華通訊社社長——引者注。）、李鑫、華楠（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解放軍報》總編輯——引者注。）、王殊（時任中共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成員、《紅旗》雜志總編輯——引者注。）同志閱辦。”但只有李鑫在這個批件上畫圈，沒有聽取其他幾位的意見。（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關于李鑫同志的幾個問題》（初稿，供討論用）。）據李鑫后來的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就直接報汪東興審批了。（李鑫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1979年2月2日）。）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最后說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句話成為“兩個凡是”的經典表述。
上述經過說明，這個經典表述不出自華國鋒。華國鋒說沒說過“凡是”呢？說過，但與這個經典表述的背景或詞句并不一樣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談到揭批“四人幫”問題，華國鋒說：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比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的，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華國鋒、紀登奎聽取中央宣傳口匯報時的講話（1976年10月26日））在這里華針對的是揭批運動的具體問題，提醒揭批“四人幫”不要觸及毛澤東。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轉引自《陳云傳》（下），第1449-1450頁。）這個講話，就是前述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那個稿子。講話里“兩個凡是”的表述，與兩報一刊社論不完全一樣，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據華國鋒說，講話稿和社論稿分別經政治局討論或傳閱同意。（參見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92頁。）
不久，華就感覺他的講話有毛病：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參見《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191頁。）值得注意的是，華并非“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后才感覺有毛病的。幾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華再未提過“兩個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可以說，作為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到這時實際已經終結。說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不是事實。至于“文革”之后維護毛晚年的理論和實踐，則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心理，很難也不應該以有特定指向的“兩個凡是”來概括。
有一點需要澄清，“兩個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實指向，至少沒有反對鄧小平復出的意思。最早質疑“兩個凡是”意在阻止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是鄧力群。據鄧力群回憶：“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么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里面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著王老找鄧小平反映。”（《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頁。）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鄧小平。鄧表示了對“兩個凡是”提法的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55頁。）王震看望鄧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兩個凡是”問題的。
鄧力群顯然有誤解。如前所述，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和安排鄧出來工作，不可能發表一篇社論去阻撓鄧的復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釋社論發表之后華還要宣布準備恢復鄧的工作呢？還有一種說法：提出“兩個凡是”是為了繼續“批鄧”。這更無從談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層就停止了“批鄧”，怎么會用“兩個凡是”去維持一個已經廢止的口號？（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