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徐慶全，男，山東煙臺人。1986年曲阜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yè)，1989年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yè)，研究方向為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留校后，因讀書為文繁雜，專業(yè)研究淡出，轉而從事編輯工作。先在《炎黃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調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正 文】
關于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歷史，每逢在改革開放10周年、20周年以及30周年的紀念日，不但有紀念活動，而且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我因為伴隨著這段歷史共同成長，關于這方面的書也都認真地讀。在我看來，描述這一段歷史要有突破，最關鍵在于對華國鋒的評價的問題。可惜，直到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有關著作在這個問題上的進展并不大。最近出版的張占斌和張國華的著作《破冰前行——改革初期的復雜局勢與中央高層決策》，則令人欣喜地看到了這一突破。
張占斌現(xiàn)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他既是黨史專家，也曾經在改革開放決策部門任職過。雖然相同的年齡使我們對改革開放的歷史都有成長過程的情結，但他作為專家的關注，顯然更有高度。本書不是他的新作，而是此前他的《大轉折中的日日夜夜》（上中下三卷）的修訂本。一般來說，修訂自己的著作，都是字數(shù)越來越多，而張占斌則由三卷修訂成為30萬字的一本書，縮水三分之二。他說，歷史猶如油畫作品，拉開距離才能品其韻味。對改革開放的歷史，也要拉開距離來看。就歷史最關鍵的問題進行思考，不在字數(shù)多少。因此，本書實際上就是凝聚了他的思考。而對華國鋒評價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亮點。
繼毛澤東之后，華國鋒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任職四年多。在他辭去中共和國家領導職務后，他一直在沉默中生活——他本人沉默，學者和媒體也都沉默。對于他的評價，有一個“一正四負”的說法。“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xù)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xù)，也負有責任”。這成為對華國鋒評價的基調；一些著述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搞‘洋躍進’”等。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謝世。新華社發(fā)表的“華國鋒生平”對此有所改變：“一正”有所加強，說他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他“拖延和阻撓”，而是“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至于推行“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制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說法，新華社未置一詞。
這篇新出爐的“華國鋒生平”對于張占斌思考華國鋒在歷史轉折過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間。書中以此為線索，對華國鋒在改革開放的決策過程中的作為，作了更細致的探討。作者認為，華國鋒“作為前后三十年承前啟后式的重要人物，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站在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可以諒解華國鋒的是，當時局勢復雜，他可選擇的余地不是很大”——從歷史的高度看待華國鋒，顯示了研究者的高度。
在張占斌的解讀中，新華社關于“華國鋒生平”的幾條，成為鉤沉的索引；伴隨著既冷峻又有情感色彩的語言，華國鋒的“一正四負”也被解構。
（該文摘自2011年1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