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來自軍方，但對地方農村的現狀頗為了解。1967年以來，甘肅全省農村人均口糧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產隊、41%的農村人口口糧在300斤以下。岷縣82%以上的生產隊、90%以上的人口，口糧只有190多斤。全省農村平均勞動日值只有0.36元，社員年現金收入人均13元，14個縣社員年現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員吃不飽肚子，還要倒貼，每個社員欠債35元。今年9月蘭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員，絕大多數人是因為生活困難外出討飯的。他舉陜西藍田縣安村公社吳莊大隊為例，全大隊共317戶，外出討飯的有109戶[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與韓先楚搭檔的蘭州軍區政委蕭華說：28年來，陜甘寧青四省吃回銷糧74億斤，僅甘肅就占40億斤，農民生活十分貧困。甘肅每個農民平均欠國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幾分錢[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自然條件相對較好，歷來屬于糧食主產區的地方，比西部地區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幾近一般。安徽是農業大省，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說：全省人均糧食至今未達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糧食718斤，每個農業人口貢獻商品糧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貢獻商品糧才88斤。1977年人均糧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長4斤。萬里感嘆：淮北那么好的地方，農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別山老根據地有些農民穿不上褲子，蓋不上被子，實在叫人難過！[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與安徽同屬糧食產區的江西，情況與安徽一樣。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介紹：28年，江西糧食年均遞增僅為3.8%；每個勞動力提供的商品糧，1977年為556斤，比1953年減少198斤；農業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糧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產隊，占到生產隊總數的21.5%；人均口糧低于400斤的生產隊，占總數的27.7%[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之譽的東北，農業發展同樣落后。吉林省委副書記張士英說，吉林的農業發展速度很慢，糧食單產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還下降到280斤。農民收入低，債務多，積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億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個生產隊積累平均只有兩三千元[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至于本來就不屬于糧食產區或者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區，農業落后的情形可想而知。據來自工業大省遼寧的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的發言，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業總產值增長39倍，而農業僅為2.2倍；搞了近30年，農業仍是一條短腿，農民的口糧不僅沒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國家調入糧食20多億斤、豬肉8000萬斤、食油5000多萬斤[任仲夷：《追尋1978年的歷史轉折》，見鄭惠主編：《中國命運大抉擇：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第202頁。]。福建地處沿海，由于大陸同臺灣的長期對峙和緊張，投資一直受到抑制，加之“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農業發展一直比較落后。省委書記馬興元說，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眾口糧只有450至460斤，社員年收入僅62元[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前引材料已經不少，但還只是與會者討論的極小一部分。因為篇幅的關系，本文不可能更多引述，不過這些足以反映與會者對農業和農村現狀的認知。他們大都沒有太多的套話，毫不遮掩地指出問題，舉證數據之具體，涉及問題之嚴峻，在以往的中共會議上難得一見。在一針見血的批評聲中，農業文件所謂“養活”超過世界1/5人口的神話，無形中被解構。需要指出的是，史料表明，與會者對農業和農村現狀的不滿，成為會議的基本傾向。既然不滿，實際上也就預伏了變革農村政策和農業體制的前提。
不過，不能否認，會上的意見并非完全一致。與批評農業文件的與會者相反，也有與會者肯定農業文件對29年農業發展的評論和估價是公正的，并且認為“決定”提出的加快農業發展的措施是可行的，既從方向、道路、方針、政策方面提出和解決了問題，也在財政投資、物質條件、群眾生活和利益、鼓勵人民群眾艱苦奮斗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辦法[王謙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16日）。]。就筆者所掌握的史料看，贊成和擁護農業文件者，還不是一兩個人。這反映出人們認識上的一種參差、復雜的狀況。（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雜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