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韓 鋼，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縣人。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歷史系，198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從教。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共歷史、中國當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學術團體任職有: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理事、東方歷史學會理事。
【正 文】
談起中國的農村改革，鮮有不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的。然而稍微留心一些的話，就會發現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事實上，政學兩界對會議總體上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對其農業方面議題的評價卻存有分歧。正面的看法，認為會議總的作用是啟動了中國農村的改革；負面的看法，則認為這次充滿改革氛圍和明確改革意向的會議，在農業方面卻很保守，缺乏改革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兩種觀點所依據的均是會上討論的農業文件。批評者的理由，主要指會議文件不僅繼續維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所有制結構，而且還明確規定了“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的政策。肯定者的根據，是認為文件總的精神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作初步總結，強調肅清林彪、“四人幫”的“左”傾流毒和影響，比較清醒地面對嚴峻的農業現實，確定農業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是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按照這樣的出發點制定出放寬了的農業政策。
兩種觀點各有道理，但都不充分。問題在于，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缺陷：過分注重會議文件，忽略了會議的討論。事實上，農業文件都未能在會上正式通過，會議只是同意把兩個文件下發到地方討論和試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稱：“會議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頁。]。這表明，會議文件規定的農村政策，無論屬于改革性質還是守成性質，都還沒有取得與會者的共識，從程序上說會議文件還不是最終作出的決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導致這個結局的原因，恰好是會議的討論。與會者不僅對最初提供會議的文件草案批評甚多，就是對會間經過修改的文件稿也仍不滿意。據知情人回憶，臨近會議結束，經過反復修改的稿子雖然與會者“普遍感到滿意”，仍因“時間畢竟還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討論”[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1頁。]。決策層最后采納多數人的意見，干脆下發文件讓各地討論，征求意見，再行決定。依據沒有取得共識的文件作出判斷，顯然不能完整反映歷史。
1978年的中國處于“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社會開始轉型的時期，從思想觀念到實際生活充滿新舊的交織和沖突，是一段異常艱難的轉型歷史，很難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簡約結論概括。如果把它比作一幅圖畫的話，它本來的色彩是斑斕而非單調的。任何一種簡約的判斷和結論，都只會凸顯某一種色彩，而淡化乃至遮蔽其他色彩。這種對歷史的“抽象”不能完整還原歷史。本文的目的，是重新梳理這次會議關于農業議題的討論，力圖呈現和揭示當年歷史的復雜性。
<一>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的農業議題，是討論三個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討論稿）、《關于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說明報告》參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是1961年發布的，所以此次為修改。（以下簡稱“決定”、“條例”、“報告”）。“決定”和“條例”是主要文件。與會者從一開始即對這兩個文件尤其是“決定”普遍表示不滿。
中國是個農業國度，從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權到1978年開中央工作會議近30年，盡管一直強調農業是基礎，但實際的發展卻十分緩慢，而且屢遭重創。“決定”盡管承認農業的落后（這也是討論農業問題的出發點），但對農業成就的估計卻引起與會者質疑。“決定”稱：建國以來，我國糧食產量增長1.5倍，棉花增長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超過世界1/5的人口；還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討論稿）（1978年11月9日）。]。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就不贊成這個說法，他說“養活”有各式各樣的養活，糠菜半年糧是養活，豐衣足食、營養充足也是養活，現在我國農民養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參見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44頁。]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廖漢生說：“決定”一開始就說我國農業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還有討飯的。[廖漢生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發言（1978年11月21日）。]
無論來自地方還是軍方，與會者無不痛陳農業的落后和農村的貧困。農林部部長楊立功提供了一組數據：到197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5654億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億斤，紅薯片593億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還少5斤。據《中國統計年鑒（1984）》，1957年糧食人均產量612斤，1977年為599斤。[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167頁。]糧食總產量中，集體糧食5293億斤，國家征購1068億斤，集體提留1099億斤，實際可供農村社員分配的只有3209億斤，社員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為主的地區，社員口糧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雜糧為主的地區，社員口糧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說，全國有一億幾千萬人吃不飽肚子，而國際上農業比較發達的國家，人均占有糧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員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國農業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產隊占22%，超支戶占33.5%，累計欠款72.7億元，戶均欠款132元。農業發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遞增3.3%；前八年年均遞增7%，后20年年均遞增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民政部部長程子華介紹的數據，與楊立功的發言互為印證：人均口糧當指農村人均口糧--筆者注。]，1956年為409斤，1976年為405斤；目前公社社員的口糧（原糧）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僅沒有增加）還略有減少。10個省人均口糧為400斤以上，7個省不到350斤。[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
楊、程是農林、民政二部主官，專事農業、救濟，所提供的數據至少在當時是權威的。數據透露出來的事實相當嚴峻：至少在個體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的20年間，中國農村人均口糧不增反減。以水稻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農民日均口糧不足1.1斤；以雜糧為主的北方，1/4以上的農民日均口糧僅0.82斤。需要說明的是，口糧只是原糧，還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糧，從原糧到成品糧有個折扣。也就是說，前述的1.1斤和0.82斤還不能盡數食用，實際食用數據還要少些。至于農民的分配，更顯可憐，全國年人均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全國的情況如此，自然條件較差的西部地區更為嚴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馬力介紹，全省旱澇保收農田只有600多萬畝，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去年糧食社會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國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糧在300斤以下的生產隊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員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國最低的。今年夏季預分，有的生產隊每個勞動力只得2分錢。[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說得更直白。他這年去過貴州，說那里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他們當年長征經過的時候。[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西北組的發言（1978年11月28日）。]陜西省委書記于明濤說，從1968年起，陜西由糧食調出省變成糧食調入省；1950年至1975年調入糧食31億多斤，調出27億多斤。1977年，全省糧食畝產僅333斤，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5%；人均口糧處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糧食354斤，低于全國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區的35個縣，600多萬人，年人均口糧只有296斤，農民年人均收入僅26元[于明濤：《歷史的豐碑》，參見鄭惠主編：《中國命運大抉擇：十一屆三中全會親歷》，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8年，第208頁。]。在2300萬農業人口中，人均口糧在300斤以下者約765萬人[于光遠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筆記。]。（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雜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