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意見分歧到明確黨的思想路線』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為一些影響很大、涉及面很廣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必然促使人們對“文革”及其以前的歷史進行反思，觸及分清歷史是非和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在中央公開為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平反后，與會者的思想更加活躍。在會議民主氣氛的影響下，有的人敞開思想，對當時比較敏感的真理標準討論談了看法，引起與會者的激烈爭論。與會者各抒己見，還有人指名道姓，提出了“凡是派”和“后臺”的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展開如此激烈的爭論，是中央領導層多年來沒有過的。
就在與會者對真理標準討論進行激烈爭論時，應有的人要求〔胡喬木在小組發言中提出，希望華國鋒同志在會議結束時能談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對這次討論做出一個結論。見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頁〕，華國鋒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的講話中，就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表明了態度：
一是，在兩個“凡是”問題上承擔責任并作自我批評。華國鋒說：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復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講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中，絕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象。（作者注：原稿為“當時的意圖，就是要把毛主席和“四人幫”嚴格切開。）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后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F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在這之前，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還發表過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導下，這篇社論中也講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以上兩處關于兩個“凡是”的提法雖不盡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于活躍黨內的思想。他還說：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
這里，華國鋒說提出兩個“凡是”的意圖是要把毛澤東和“四人幫”嚴格切開，是值得注意的。不論是粉碎“四人幫”，還是揭批“四人幫”，都涉及到如何認識毛澤東晚年功過的問題。粉碎“四人幫”，是以毛澤東生前多次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指示作為依據的。當時的解釋雖然有些勉強，但因順乎人心，很少有人細究。但是，揭批“四人幫”，卻因牽涉到“文革”中“四人幫”的所作所為，而不能不使人對毛澤東的一些做法產生質疑。為了在揭批“四人幫”時維護毛澤東的形象，華國鋒提出了兩個“凡是”。他在這次會上說：“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反映出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提法問題。雖然，他的那篇講話和“二七”社論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他還是承擔了責任并作自我批評，也沒有對自己從1977年下半年后再沒有講過“凡是”一類的話多作解釋?！矎娜A國鋒的講話看，自1977年4月鄧小平致信黨中央對“兩個凡是”提出意見后，華國鋒在當年8月22日中共十一大的講話和當年9月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凡涉及毛澤東思想問題，提法都改成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和理解毛澤東思想體系，再沒有出現過“凡是”之類的提法〕
二是，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明態度。眾所周知，真理標準討論是由胡耀邦在中央黨校醞釀發表文章后引發的，中央和有關部門事先對這樣一場大討論的到來并沒有思想準備。因此，討論開始后的一段時間里，華國鋒對此沒有表態。怎樣理解這種不表態？當時胡喬木為維護中央領導層的團結形象，說法是“中央在真理標準問題上是一致的”。〔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4頁〕但從華國鋒這次講話看，當時的不表態實際是持保留態度。他這樣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發表時自己忙于其他事情，無暇過問，六、七月間才知道“對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議過這個問題，但沒有專門去研究。后來，國內外反映多了，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贊成這樣辦。接著，他引用當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對平反天安門事件的匯報時所說的話：報上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薄爸v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彼麖娬{：“這是中央常委的意見?！比A國鋒的這番話，表達出他希望討論能在中央領導下進行并能實現思想統一的想法。
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一段時間里，黨和國家的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社會新舊交替異常迅速，大量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解決。當時，黨內外絕大多數人都感到國家不能再亂下去了，但對如何有效地穩定社會？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如何探索前進的方向，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還都缺乏明確的認識。在歷史轉折的過程中，由于多年來“左”傾思想的影響，也由于人們社會經歷和思想認識水平的不同，黨內在如何解決一些重大問題上出現了認識分歧。在黨內出現認識分歧的情況下，作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沒有打擊、壓制組織和發表真理標準討論文章的同志，而是在這次會議上對提出兩個“凡是”作自我批評，肯定“討論得很好”，允許討論繼續進行。這種嚴于責己的精神和對討論的寬容態度，反映出華國鋒關注的重點是既要解決問題，又要加強黨的團結。正如他在這次會議閉幕會上所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將召開理論務虛會，這個問題一定能夠解決好。希望理論戰線和宣傳部門的同志團結起來，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還說：“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定局勢，解放思想，鼓足干勁，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沒有安定團結就不能搞四個現代化。”華國鋒這種讓人講話、鼓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態度，為會議進一步創造了寬松的氣氛，對于緩解意見沖突、促進形成共識起了有利作用。
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與會者解放思想，認識不斷深化，最終產生了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重要成果。本來，會議并沒有安排要對真理標準討論做結論，華國鋒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事先也沒有想到要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但是，隨著會議討論的深入，鄧小平于12月2日改變了原準備在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中重點“闡述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和怎樣實現轉移”的想法。他連續幾天約人談話，將講話稿改變為轉到反映真理標準問題、發揚民主問題、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問題和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后來他在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45、449頁〕。對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華國鋒的思想也沒有停留在希望爭論雙方團結起來這樣一個層次。幾天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式上，華國鋒在集中了與會者意見，特別是在吸收了鄧小平、葉劍英等人意見的基礎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問題。12月18日華國鋒在三中全會開幕式講話中總結十一屆二中全會以來十個月的工作時，增加了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講話中所沒有的內容，即：“在加強學習，解放思想，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傳統方面，有了可喜的進步?！?2月22日，華國鋒在三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中提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問題。他說：為了順利地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當前，我們迫切希望加速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但什么是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對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來說，現代化還是非常陌生的事物，既缺乏知識，又很少經驗。怎么解決這個矛盾？我看辦法就是兩條：一叫學習，二叫實踐。便學邊干，邊干邊學，在實踐中增長才智。前一個時期，全國報刊上開展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對于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砸碎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進一步發揚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學風，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他還說：反復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辦法，解決新長征道路上遇到的各種新情況、新事物、新矛盾，就能夠避免盲目性，減少挫折和失敗。由此可見，雖然華國鋒一度對真理標準討論持保留態度，但是，隨著會議討論的深入，他最終對這一討論給予了積極評價，并從實現工作著重點轉移的要求出發，使會議形成了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共識。
在華國鋒主持定稿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寫入了思想路線這一問題。公報指出：“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會議認為，只有“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病吨袊伯a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4日，第1版〕這段總結，不僅提升了對端正思想路線意義的認識，還明確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內涵和指導范圍。這次會上，雖然在提交會議討論的農業文件中依然保留著“抓革命、促生產”、“農業學大寨”等提法，但是，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重要成果的產生，畢竟為探索新的發展道路打開了閘門。（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史學月刊》雜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