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拓寬了會議議程』
在提出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決策時，如何處理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還沒有解決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是當時一些與會者關注的重要問題。華國鋒在開幕式講話中雖然原則地談到結束全國范圍的揭批“四人幫”運動與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關系，但在第二天（11月11日）小組討論開始后，仍有不少人對華國鋒講話中沒有提到為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冤假錯案平反不滿意，希望中央肯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抓緊處理“文革”造成的一些重大冤假錯案。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作了發言，他表示同意關于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意見，同時提出應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陶鑄等人平反。陳云雖然不是第一個提出上述問題的人，但由于其在黨內的地位和資歷，在小組發言中影響最大。
陳云發言的第二天，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在西北組作了發言。他說：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根本的轉折。還說：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的結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的完成。還要組織專門班子，解決揭批查工作的大量遺留問題，做到有始有終，善始善終。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還談到中央已經著手對六十一個人的問題進行平反。他說：“華主席對我說過，看來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是可以復查的。讓我們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醞釀。我們已起草了一個報告。我相信，這個問題，華主席、黨中央是心中有數的。”作為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發言既體現出對轉移工作著重點的支持，也客觀地說明了中央對平反冤假錯案的重視和平反工作的實際進展。
實際情況是，就在與會者高度關注平反冤假錯案，特別是對影響最大、涉及面最廣的天安門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進行平反的時候，中央為這些案件進行平反的復查工作已經完成。1978年11月3日中組部向黨中央和華國鋒上送了《關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報告說：還在1978年1月，中央常委就議論過要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當年7月4日，華國鋒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央組織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出報告。此后，中組部“遵照華主席及中央領導同志指示”，進行了三個多月的調查，結論是：大量事實證明，“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錯案。也就是說，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的復查工作已經完成，只待中央批準正式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1978年下半年，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工作也有了重要進展。自1976年12月中央作出為因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立案、審查、判刑、受到處分的人進行平反的決定后，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開始在公交系統等單位對天安門事件中受迫害的職工進行平反。同年10月，北京市委書記林乎加、賈庭三請示華國鋒能否出版天安門詩抄，華國鋒說：只要不是反毛主席的，可以出版。11月18日，華國鋒為《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上述措施反映出，中央為天安門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進行平反的態度是明確的。此外，1977年至1978年底開始在一定范圍平反冤假錯案的事例還有：1978年4月至11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9月，為晉劇《三上桃峰》平反。各地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也取得重要進展，以北京市為例，截止1978年11月底在“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干部有87%的人的問題，經復查得到妥善處理，800多件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受冤假錯案牽連的近萬名干部、群眾被恢復名譽。〔李立功：《往事回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頁〕當然，還有一些冤假錯案由于案情十分復雜、難度很大，一時也還沒有能夠平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平反工作時，考慮到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糾纏歷史舊賬等因素，中央要求有關平反的決定“不要登報和廣播”，這就大大限制了平反工作所產生的影響，致使有的冤假錯案雖已平反，但獲知消息的人數和范圍十分有限。最為明顯的是，197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批準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時，并沒有通過登報、廣播等形式公布這一決定，而只是在11月15日《北京日報》關于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報道中，通過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動”這一段話間接地透露出這一消息。《北京日報》的這一段話又插在長達三四千字的報道中，并沒有寫明“經中共中央批準”，以至當時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高級干部也僅知道“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而不知道是中央作出的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注意到這一報道，從中抽出這段話并加上標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由新華社于11月15日發出電訊稿。11月16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刊出新華社電訊稿，才在全國擴大了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的社會影響。〔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頁〕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在不少人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的要求后，中央政治局順應大家要求，增加了原來所沒有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議程。華國鋒在11月25日作了第二次講話。華國鋒在這次講話中，對“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給予了高度評價，肯定“這次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他針對大家提出為天安門事件等歷史遺留問題進行平反的意見，說：這些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議過，準備加以解決。這幾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見。接著，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對天安門事件、所謂“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楊尚昆問題進行平反，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他們對黨和人民做過的貢獻，使受到冤屈的同志恢復名譽。講到天安門事件時，他說：“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他還宣布，今后不再采取成立專案組審查干部的辦法。中央專案組和各級黨委設立的專案組逐步結束工作。康生、謝富治有很大的民憤，對他們的問題由中組部審理。對武漢“七二0”、河南“七二五”、四川“產業軍”等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地方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可以開群眾大會、發文件，但不要登報、廣播。
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采取不登報、不廣播等限制手段，反映出當時中央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以有利于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思路，當然，其中似也不排除維護毛澤東形象的考慮。華國鋒宣布了上述平反決定后說：“在我們黨的工作著重點即將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時候，我們在這次會議上鄭重地處理上面這些問題，是完全必要的。中央的方針是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按照這個方針處理好這些問題，就能有利于安定團結，有利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華國鋒在這次講話中提出要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共有八個。小組討論中有同志提出，對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也希望中央表明態度。后來正式下發的華國鋒講話稿中，增加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一問題，作為第二條，共形成九個問題。華國鋒認真聽取大家意見的態度，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與會者回憶：華國鋒“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度誠懇”，“凡是討論中提出的重大問題他都做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復”，“幾乎沒有見過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確”。〔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頁〕上述材料表明，在這次會上公開平反冤假錯案，并不是“突破了華國鋒的‘框框’”，“扭轉了會議方向”，而是采納了大多數代表的意見，拓寬了會議議題，進一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為實現工作著重點轉移創造有利條件。
此后幾天，鄧小平同外賓談話時明確講到這一點。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佐佐木良作率領的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時談到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他說：“糾正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對此沒有任何人表示異議。只不過是解決復雜的問題需要一定的過程，現在這個時機已經成熟了。”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準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所有錯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滿意的事，一起解決。了結了這些問題，大家心情就舒暢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對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們全黨是百分之百的一致。〔《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頁〕11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說：我們現在開的會主要是議論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問題，但現在也確實想把過去有些冤案、錯案和群眾不滿意的東西清理一下。這個問題清理一下就過去了，目的就是引導全國人民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這是我們會議的中心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頁〕11月29日，鄧小平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七次訪華團時又說：北京正在召開的最高領導人會議，主要是討論四個現代化問題。要搞四個現代化，就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求得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黨內外廣大群眾心情舒暢……把那些冤案、錯案了結了。這樣去引導全黨、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我們現在議的就是怎么樣萬眾一心搞四個現代化，中心議題就是這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頁〕
不論是華國鋒的講話，還是鄧小平的談話，都反映出這次會議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與進行現代化建設方面的關系：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為了實現安定團結，為現代化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全力以赴搞現代化建設，有必要加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黨中央領導集體思想認識的一致，使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與公開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同時進行，形成了廣大干部群眾心情舒暢、萬眾一心搞現代化建設的良好社會環境。這就是這次會議提出工作著重點轉移與拓寬原定會議議程的內在聯系。（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史學月刊》雜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