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兩年工作的基本原則』
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兩年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確實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但同時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綜合起來講就是指導思想和實際行動存在很大差異。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這個矛盾，怎樣評價問題和成就呢？
一是要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建國后，“左”傾思想一直占主導，到文革時期發展到了極端，這個過程又與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結合在一起。文革結束后，要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立即否定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理論和“文化大革命”，需要領導人有非凡的膽略和雄厚的資源。作為主要領導人的華國鋒，以其理論水平、資歷和決策能力，要想做到既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又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特別是解決既堅持毛澤東思想，又糾正毛澤東的錯誤理論，確實是勉為其難。但華國鋒是一位務實的領導人，他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一起在實際工作中致力于糾正文革中的諸多錯誤。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當思想認識沒統一前先做起來，在實踐中形成共識是條重要經驗。而當時對兩年工作的評價與中央主要領導人職務調整有密切關系，鄧小平在《對起草〈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到：“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在這里需要點，因為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因此，在《決議》中突出強調了華國鋒的缺點和錯誤，對他的功績肯定不夠，客觀上也造成了對全黨的努力成果認識不足的問題。列寧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鄧小平1975年在沒有（當然也不能）觸動“極左”思想的前提下進行的治理整頓，被評價為改革開放的“序幕”和“試驗”，但“治理整頓”夭折了，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 “文革”結束后的前兩年，雖然指導思想沒有實現撥亂反正，但實際行動上完成了“治理整頓”，并在許多具體方面開始了撥亂反正。這一成就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二是要用矛盾的觀點看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在矛盾中實現和通過矛盾實現的。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文革”后的前兩年，影響全局的主要矛盾無疑是“左”的傳統影響與要求糾“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爭。在這個矛盾中究竟是糾“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方面起了主導作用，還“左”的傳統起了主導作用？如果說是“在徘徊中前進”，徘徊就成了當時的主要特征。徘徊，是指在一個地方來回行走，比喻事物在某個范圍內來回浮動、起伏，即使有所前進，也未能突破原有框子。而當年的實際情況是，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在不斷地突破“左”的束縛。特別是當年鄧小平同志果斷決策恢復高考那種只爭朝夕的精神和魄力，當時黨內擯棄了“家長制”“一言堂”的民主風氣，直到今天也是我們的寶貴財富。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的任務》的講話中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這個論斷，無疑比后來所用的“在徘徊中前進”更符合實際。
三是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只所以到今天我們一直沿用“在徘徊中前進”這個結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有《歷史決議》的結論。那么是不是沒有新的《決議》就不能改變了呢？不能，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主義向來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的。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提到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時講到：“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現在還是基本通過，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后，再拿去精雕細刻。但這樣是不是還會有漏洞呢？還可能有。經過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黨史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說‘這一條歷史過去搞掉了，不對，要重新添上’。這沒有什么，比如積薪，后來居上，我們對前人也是這樣的。有漏洞就改，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已經30年了，現在有些問題我們應該比當年看得更清楚了，對一些結論進行修正、補充是必要的。2008年新華社發表的《華國鋒同志生平》中指出：“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他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在他的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現在我們對“文革”結束后兩年的歷史定位應參照中央對華國鋒的這個評價。
通過回顧當年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實際，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兩年黨和國家的發展大業在克服阻力和障礙的情況下取得了巨大進步，最終發展到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這兩年的歷史定位為“歷史轉折的準備時期”更為科學。■
（該文摘自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3月第1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