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葉，鄧會受孤立』」
傅著為使“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的立論能站得住腳，進而推斷出中央工作會議成為鄧取代華的推動力的結論，在書中披露了一個與其說是鮮為人知的“史料”，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對當時政治風向的“解讀”。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召集的，但是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自己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么，而鄧小平在11月14日訪問東南亞歸來之后，聽說北京的氣氛已改變，又讓他的筆桿子為他寫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緊接著，在寫到“葉劍英很快意識到了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之后，作者發揮想象力，用了“于是在11月11日葉帥和數位高級官員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小型會議”的爆料。傅著是這樣描繪這次私底下的密談的：會議內容甚至沒有向工作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公開。他們決定，華國鋒不能勝任擔當最高領導權的工作。他不敢為老干部恢復工作，對他們委以重任，他沒有得到高層干部的衷心擁護，而他們的支持對于領導黨和國家至關重要。他們一致同意給予鄧小平比華國鋒更大的權力。但是他們反對單獨一人就能做出重大決策的想法，同意讓陳云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一起掌握黨內實權。這一天稍后，葉帥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間。當鄧小平15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作者為了證實自己的“解讀”就是“史實”，借用一些黨內老領導后來的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見傅著第231頁）這個所謂“小型會議”結果自然而然成為傅著貫穿于全篇的一條主線，如此，鄧成為“頭號領導人”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了。
在1978年的歷史上有沒有這樣一次由葉帥和數位高級官員參加的“小型會議”，筆者在傅著中文版推出前不曾耳聞，出版后幾經尋找也未能目睹。在這里，筆者可以斷言，無論從目前官方已經公開的檔案中，還是相關當事人口述、回憶里，都無法證實從“十一大”到“三中全會”的兩年時間里黨內高層有過解決華國鋒問題的任何動議。
這里，我們再來看一段葉選基的回憶，應該有助于我們對傅著“小型會議”爆料的辨偽。鄧小平當年從新加坡出訪回京后，曾到軍科二號樓與葉帥暢談，他對中央工作會議的進展十分滿意。但鄧也提出：“現在的宣傳有問題，宣傳華國鋒，抬轎子都抬過河去了，我們現在要強調反對突出宣傳個人，黨是集體領導，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無上地位的教訓。”葉表示完全同意。兩個老聾子說話，聲音很大。（見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暢談”的內容與時間，在《葉劍英年譜》也有所記載，大致與葉選基的回憶相吻合：11月中旬在住所同出訪歸來的鄧小平談話，就中央工作會議上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兩人還談了中央要加強集體領導，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問題。（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卷，第11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鄧小平回京的時間是11月14日，按傅著所言，葉與高層的小型會議是發生在11月11日。鄧與葉“暢談”，竟然未能談及“小型會議”，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諸多疑惑。從歷史看，葉對鄧是情高義重，更視其為“千秋知己”。“暢談”中只有鄧講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強調集體領導，云云，而葉僅是附和、贊成，對發生在僅僅幾天以前的“小型會議”只字不提，不同被自己視為“千秋知己”的鄧交底，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
我們不妨再來回顧一下華和葉帥在鄧出來工作前后的講話和態度。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決鄧小平的問題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華國鋒說：“現在有人不主張這樣搞，主張打倒‘四人幫’后，小平馬上就要出來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要馬上回來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幫’一個大當……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么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國鋒事后也曾解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余黨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于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于對‘四人幫’斗爭的全局。”而主張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葉劍英當時也說過：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葉還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可見，經過一個過程再恢復鄧的工作，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意思，而是高層的共識。（見韓鋼《關于華國鋒的若干史實》，《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至于葉的歷史作用，葉選基認為可引用陳云12月10日在東北組的發言，當時陳云針對汪東興的錯誤說道：“現在黨內議論紛紛，就怕常委出問題，許多同志因葉帥年老了，怕將來要出事，就怕鄧小平被再次打倒。”（見《陳云傳》）這段話是否可理解為鄧當時還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葉卻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呢？葉選基的結論是，沒有葉，鄧會受孤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應是陳云同志講話的本意。（見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讀了陳云這段話的內容，我們還能對鄧小平在1978年已經成為中央頭號領導人再說些什么呢？
『華、葉、鄧是三駕馬車』
近年來有人想把鄧小平理論的起點溯源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并不贊成。他認為，因為那時鄧小平沒有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他明確指出：“鄧小平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領導核心，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見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第210頁）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筆者以為，傅著中所指的“頭號領導人”應該與龔著中的“實際上的領導核心”意思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似乎還有必要來摘錄一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最后一段話的最后幾行字：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第14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之所以要引用三中全會公報的最后幾句話，表明華國鋒在1978年三中全會以前黨內的地位是穩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當時的頭號領導人。公報的表述是不容置疑的。更何況，三十多年以來，我們黨從來沒有對三中全會公報有什么評價上的變化。而起變化的倒是，華國鋒去世后，過去廣為流行的說法，如推行“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制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被經官方審定的新華社的生平統統推倒重來：
比如，關于粉碎“四人幫”，不只說“有功”，而稱華“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和支持”，“起了決定性作用”；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拖延和阻撓”，而說他“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關于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和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強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此外，還提及華在“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進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見《華國鋒同志生平》，《人民日報》2008年9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傅著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香港中文繁體版出版于2012年，而大陸中文簡體版出版于今年元月。光從時間上看，作者有足夠的時間去發現、去梳理、去考證并“為歷史做一份生動真實的證詞”。
筆者最后認為，不論是三中全會決策，還是改革開放的啟動，都是由黨的領導集體順應時代趨勢和人民群眾的要求，共同發起和推動的，不是哪一個人的力量。如果從恢復歷史真相的意義上講，在當時黨中央領導集體中，華、葉、鄧是三駕馬車，誰也離不開誰，而葉至少起著平衡的作用。回顧歷史，我們講葉、鄧等人的功績，不能也不應該忽視有華國鋒的貢獻。■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