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施濱海，男，1962年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國經濟時報》編委，現為當代改革史研究學者。
【正 文】
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以下簡稱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國大陸出版，首版50萬冊。《人民日報》元月16日率先在要聞二版發布《鄧小平時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發表記者對傅著作者3000字的專訪《告訴西方，一個真實的鄧小平》。出版當日，新華社發文《“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讓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國》。24日，《光明日報》緊接著也發表了記者的訪問記《傅高義：哈佛大學的“中國先生”》。《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競相報道一個外國學者的譯本在中國大陸出版，如此盛況，可謂空前。
不管怎樣，傅教授自己有言在先，“如果書中史料有誤，愿意改正”。為此，筆者想就傅著中提出并貫穿全書主線的“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見傅著第194頁、第246頁、第247頁、第248頁）和“在中國人眼里，三中全會標志著使中國轉型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開始”（見傅著第246頁）以及“中央工作會議不但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提供了推動力，而且成為一個高層干部更坦率的檢討以往的錯誤，思考未來新路線的論壇”（見傅著第239頁）等若干重要環節的史實問題與傅教授商榷。
『徘徊就不存在前進』
鄧小平有沒有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中央工作會議有沒有為鄧取代華提供了推動力，以及在中國人眼里是不是可以說，三中全會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開始，這涉及從粉碎“四人幫”到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兩年的諸多事實和評價問題。
影響至今的說法，認為這兩年是徘徊的兩年，直到1978年年底才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究竟如何看待三中全會以前的這兩年？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曾經有過一個基本看法，他說：現在回過來，應當如何估計三中全會以前的兩年呢？我的意見是不是這樣說：我們是做了一系列的撥亂反正的大事，我們是在艱難復雜的條件下前進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說的，我們是在徘徊中間前進的。我們的許多老同志，許多地方黨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們也還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擾。這個話究竟怎么說好，應該斟酌。我覺得，把這兩年估計得不恰當，可能全黨不贊成。（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下卷，第745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可見，對于1977、1978這兩年如何評價，“徘徊中間前進”也不是一個明確的定論。只是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華逐漸淡出權力核心以后才形成了“徘徊”論。
其實，胡耀邦后來還說過：“77、78這兩年的工作是比較順心，比較打得開局面的”，又說“怎樣評價過去的兩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兩年，是翻天覆地的兩年，是扭轉乾坤的兩年”。（見胡德平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第157頁）筆者以為這是胡耀邦放開胸襟無意中的自然表白，也是真實感慨。換句話說，沒有這兩年發生的巨大變化，最終不可能形成三中全會的歷史貢獻，即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掃除了改革開放與平反毛澤東時代大量冤假錯案的意識形態障礙。尤其是當時黨中央領導集體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真正貫徹了黨內民主政治生活原則，而黨的三中全會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工作重心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能不說正是這兩年“扭轉乾坤”作用的邏輯結果。
處于當時最高領導地位的華國鋒同志，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主張黨內思想有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不同觀點的交鋒，直至斗爭，又強調要從團結愿望出發。胡耀邦同志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印證了華國鋒同志的親力親為。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么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見《胡耀邦思想年譜》，第212頁）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又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根據胡德平同志的回憶，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么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沖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見胡德平著《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第109頁）
筆者在認真閱讀傅著中，不僅沒有見到上述（包括下文要談的）這些時間早于2013年元月的史料，相反的是一些由作者編織而成的“解讀”。傅著第366頁至367頁上，為了說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連續召開的9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是否免去華國鋒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個主要職務引起辯論時，作者引用了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部分講話，而這些“講話”被修改后，都歸之于胡耀邦之口。比如“黨和人民絕不會忘記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上做出的貢獻，盡管他夸大了自己在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活動后形成的政治氣氛，逮捕‘四人幫’并不是難事”。
事實上，胡耀邦的講話是：國鋒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后，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志的。那個時候，我記得當時還沒有出來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寫了一封信的，說國鋒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這個話是真誠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志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
他還講到：我們反復說，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起了一些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減少了我們黨和人民的損失，而且處理得很果斷，從這一點上講，是有功績的。但是，為什么能夠不費一槍一彈，一舉粉碎“四人幫”呢？這就是當時國鋒等同志順應了黨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幫”以前，人民群眾起來了，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四人幫”當時已經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們如同摧枯拉朽。說天安門“四五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這是唯物主義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反過來說，為什么毛澤東同志不能夠摧毀所謂“劉、鄧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說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為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同志在這件事情上違背了事實，違背了黨心、民心。所以，說是“英明領袖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個看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
又比如說到“毛澤東去世后，華國鋒繼續執行錯誤的階級斗爭路線，他沒有廣泛征求意見，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胡耀邦的講話實際是：國鋒同志確實另搞了一套，叫做繼續批鄧，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紀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急急忙忙號召廣大干部為“文化大革命”要三個“正確對待”，不分青紅皂白地追查“謠言”，等等。
傅著接著還說“華國鋒對待老干部都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絕為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
而胡耀邦的講話卻是：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后，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一個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后，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我就想到這么一個問題，為什么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很果斷，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顧慮多端，顧慮重重？我看，確實是有一種心理狀態，講得客氣點，我看有這么兩點：這一批老家伙總是多多少少有點問題；這些人出來以后難領導。
對照耀邦同志的那次講話，傅著中的“引用”，可以說有些是曲解，有些甚至是無中生有。而被作者認為是“一份關鍵性的文件”，幾乎面目全非地出現在讀者面前。令人疑惑的是，本來像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作者完全可以照搬照抄更安全可靠一些，不知作者為何沒有這樣去做。所以，筆者也只好推想，傅著有意貶低華國鋒同志在推動歷史前進中的個人作用。胡耀邦說得很清楚，華沒有反對解放哪個老干部，只是“不積極、不熱情”，而“不積極、不熱情”同傅著中引用的“對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害怕老干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就不是一回事了。據戴煌的著述，華曾對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說：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來？為何不能互相諒解？習仲勛、宋任窮出來不是很好嗎？周惠要到內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邊多年，為何不讓出來？怕舉逸民。這些都是無產階級的逸民。另據曾志的回憶，胡耀邦在中組部召開冤假錯案的案例座談會，是華國鋒批準的。
胡耀邦、胡績偉、張愛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資派”，胡耀邦、張愛萍還在剛剛過去的“批鄧”運動中被誣為鄧小平的“黑干將”。華以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門”“或約見”，可謂求賢若渴，一片誠心，不僅沒有對他們“非常粗暴”，也看不出“害怕老干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
值得一提的是，華國鋒主持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也改變了對鄧小平的處理方針，毛澤東稱贊鄧小平的地方有十幾處，原來全部刪除，現在一概保留不刪。這樣做，是對鄧復出的支持還是阻撓？
在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產生分歧意見時，華倒是表現得寬容、克制或者說是息事寧人。比如，傅著中關于華國鋒從朝鮮回國后打算在東北停留并想在大連舉行一次有120艘軍艦參加的海軍檢閱的內容。鄧利用自己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取消了檢閱。（見傅著第230頁）二十年后，1998年12月7日，蘇振華的夫人梅迪倫去看望華國鋒時，談及當年閱兵的事情，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后，我任軍委主席，但我對部隊情況了解很少，剛粉碎“四人幫”時，工作太忙，也顧不上到軍隊走走。1978年初，葉副主席和軍委常委都勸我到部隊走走看看，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楊村看了空軍飛行部隊的匯報表演，當時軍委領導同志差不多都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朝鮮后，回來順便去旅順看看海軍部隊，但日程沒定。蘇振華同志要到部隊蹲點搞查整改運動，離開北京時間比較長，按慣例政治局同志離京時間較長，都要向中央報告。在他向我請假時，我順便告訴他我擬看望海軍部隊的打算。后來訪朝回國后，工作安排太緊，也就沒去成。當時，我是軍委主席，去看看海軍部隊，是完全正常的。有人說蘇振華同志到我這里告狀，根本就沒那回事。（見《從高山到大海——共和國上將蘇振華》，第434頁，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
顯然，倘若當時沒有不同看法，也不會有事隔二十年后，舊事重提，華國鋒坦露“當時，我是軍委主席，去看看海軍部隊是完全正常”的心跡，以示自己磊落。所幸傅著已有結論，無須筆者贅言。（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