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實施：中南海內外聯(lián)動』
抓捕“四人幫”的行動是如何準備的？過去流傳不少繪聲繪色的說法，大都未經(jīng)證實甚至系任意編造。近些年，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資料逐漸相對全面和清晰地復原了歷史。這也是厘清史實一個比較突出的進展。
綜合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中南海內抓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qū)政委；毛澤東逝世前一年為毛指定的聯(lián)絡員）的行動，主要由張耀祠、武健華率八三四一部隊（即中央警衛(wèi)團）執(zhí)行；中南海外抓捕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的行動，由吳德負責指揮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執(zhí)行；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行動，由耿飚、邱巍高指揮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執(zhí)行。張耀祠、耿飚的回憶錄，香港鳳凰衛(wèi)視對武健華、周啟才、楊正泉（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保育鈞（時任《人民日報》編輯）等人的訪談，還有鄔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華的文章，都具體敘述了10月6日晚間在中南海懷仁堂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201號樓內抓捕江青，在豐澤園“監(jiān)護”毛遠新，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報社的經(jīng)過。
據(jù)武健華、鄔吉成回憶，10月6日晚八點，華國鋒、葉劍英坐鎮(zhèn)中南海懷仁堂，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鄔吉成《我參與抓捕“四人幫”的細節(jié)回顧》，《中華兒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點五十五分到懷仁堂，當即被捕；張春橋晚七點五十八分到，亦隨即被捕。隨后，張耀祠、武健華帶人在豐澤園菊香書屋，對毛遠新實施“監(jiān)護”；然后，張、武帶人去201號樓，抓捕了江青。晚八點二十五分，應召去開會的姚文元也在懷仁堂被捕。八點三十分中南海內的行動全部結束。（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張耀祠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動的一些細節(jié)，當事人的回憶也有出入。關于行動組，張耀祠在回憶錄里的說法，是從中央警衛(wèi)局抽調了二十幾名干部，組成四個小組；而吳德的說法是五十多人，武健華的說法有五個行動小組。關于抓捕江青和“監(jiān)護”毛遠新，按鄔吉成的回憶，是張耀祠帶人執(zhí)行的；而張耀祠和武健華的回憶，都說是他們兩人一起帶人執(zhí)行的。關于行動結束的時間，武健華確定是當晚八點三十分；但張耀祠在回憶錄里說，他和武健華晚八點三十分才帶人到江青所住的201號樓，以這個時間判斷，結束行動不會是晚八點三十分。準確的情況，有待進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的經(jīng)過，人們過去完全不知情，吳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吳德說，抓捕行動是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執(zhí)行的，遲群是參加以吳德名義通知到市委開會時被捕的，謝靜宜是在北京醫(yī)院被捕的，金祖敏則是晚些時間才被找到抓捕的。不過，吳德的敘述仍嫌籠統(tǒng)；更詳細的情況，還有待親歷者和知情者進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經(jīng)過，耿飚憶述比較詳細。據(jù)耿飚回憶，10月2日，華國鋒已經(jīng)向他打招呼，說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華就約耿到家中談話，告訴他有一項任務交給他完成。華還告訴耿，是葉帥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點來鐘，華電話召見耿，明確告訴他已決定對王張江姚隔離審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帶領北京衛(wèi)戍區(qū)部隊，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華還寫了一紙手令給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局長鄧崗，要求廣播、電視接受耿、邱的領導。當晚近十點鐘，耿、邱和衛(wèi)戍區(qū)警備一師副師長王甫帶少數(shù)戰(zhàn)士到中央廣播事業(yè)局，請鄧崗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宣布了華的手令。（《耿飚回憶錄》）
關于耿飚等人進駐中央廣播電臺的時間，說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憶錄》說的是當晚近十點；但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的楊正泉、時任中央廣播事業(yè)局總編室副主任的楊兆麟，都說是當晚七點左右。（楊正泉《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臺》，見楊正泉著《我與廣播》，沈陽出版社1996年版；楊兆麟《關于耿飚接管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史實》，《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楊正泉注意到了這個差異，他援引了耿飚當年在新華社的報告，耿當時說的就是10月6日晚七點多鐘不到八點鐘到的廣播電臺，楊當時做了記錄。此外，楊還引述了鄧崗10月7日在會上的講話：“昨天晚上八點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來局，帶來了華國鋒總理親筆寫給我的一封信。”（參見楊正泉《關于粉碎“四人幫”時耿飚進駐中央廣播局幾個疑點的考證》，《文史精華》2007年第9期）這大概也來自楊的記錄。楊正泉、楊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鄧崗當年的講話所說耿飚等人進駐電臺的時間，要比《耿飚回憶錄》所說早了兩個來小時。筆者判斷，幾位當事人和耿飚自己當年的講話有誤，因為中南海實施行動之前，不大可能開始進駐廣播電臺的行動。楊正泉后來發(fā)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來的說法，但他仍有疑問：為什么會出現(xiàn)耿飚幾次說法的不統(tǒng)一？為什么廣播局目擊者、見證者的記憶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認真的，為什么誤差卻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這個細節(jié)的確有些蹊蹺：一個人的記憶尚可說孤證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況下尤其難免誤記，可此事有當年講話的原始記錄，幾位當事人的記憶又都一致，到底是記憶有誤還是另有真相呢？看來也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10月6日晚上的行動，還有一點人們過去不大知道。據(jù)吳德口述，為防備學生、造反派從學校沖出來，造成混亂，當晚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附近部署了相當?shù)谋Γ本┮舶抵袑嵭辛私鋰馈?
控制人民日報社的情況，時任《人民日報》編輯的保育鈞2011年在接受香港鳳凰衛(wèi)視《我的1976：寒露·驚雷》節(jié)目采訪時作了點滴介紹。按他的回憶，人民日報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組接管的。工作組的負責人是時任北京軍區(qū)副政委的遲浩田，這一天他帶著另外兩人到人民日報社，向當時報社核心小組組長魯瑛宣布，奉華國鋒之命來主持報社工作。至于控制新華社、機場、郵電局的情況，尚無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事件的追認和善后』
抓捕“四人幫”當晚，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這一非程序的強力行動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認，毛澤東逝世后最高權力核心的真空需要盡快填補，事件過后的中國政局需要穩(wěn)定，這些都必須由最高決策層作出部署和安排。作為完整的歷史事件，應該說這是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
有關這次會議的經(jīng)過，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據(jù)《葉劍英傳》，會議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號樓舉行，從10月6日晚十點開到第二天凌晨四點。華國鋒和葉劍英作了報告，會議完全贊同處置“四人幫”的行動，通過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員沒有參加會議，會后由汪東興逐一作了通報。吳德口述談到了會上的一個細節(jié)：紀登奎提出文件應否按照毛澤東“三七開”的評價，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葉劍英認為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革”的評價問題。吳德還說，會后所有政治局成員都住在了玉泉山。華國鋒對友人回憶，會上他首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因為葉對黨和軍隊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葉則說自己已經(jīng)七十九歲，華比自己小二十歲（此說有誤。葉劍英1897年生，華國鋒1921年生，兩人相差24歲——筆者注），有實際工作經(jīng)驗，正當年富力強，應該擔起這個重任。葉提議華擔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獲得一致通過。（《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點情況，但都很簡單。
比較詳盡的記述，是2005年10月香港鳳凰衛(wèi)視對周啟才的訪談。周后來又整理成文章發(fā)表。據(jù)周回憶，會議的準備工作是汪東興指示他組織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會議。所以，周對會議的經(jīng)過包括會場的布置、到會的情形、華葉的講話，都有細膩的敘述。據(jù)周說，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lián)、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倪志福、吳桂賢等11人，李鑫和周啟才列席會議。華國鋒主持并講話，葉劍英隨后講話，主要是通報抓捕“四人幫”的情況，推舉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周印證了華的記憶，會上華確實提議請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葉劍英堅辭，會議最后贊成葉的意見，推選了華。最近發(fā)表的武健華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紹這次會議，特別是較多引述了華國鋒、葉劍英的講話。武本人沒有旁聽會議，但他說明：所述情況是根據(jù)李鑫和周啟才的記錄得知的。（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這個細節(jié)表明，當天政治局緊急會議是有記錄的。
據(jù)周啟才回憶，從10月8日開始，華國鋒、葉劍英等政治局成員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開打招呼會議，向各地方黨政軍負責人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和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整個打招呼會直到14日才結束。
那次政治局會議的參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啟才外，還有三位：汪東興、倪志褔、吳桂賢。倘若他們能有回憶或口述，想必會補充更多史實。如前所述，這次政治局會議是有記錄的。筆者猜想，關于抓捕“四人幫”的經(jīng)過會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對于進一步厘清事實無疑將有更大助益。 ■
（該文摘自《同舟共進》雜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