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么時候解決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征求他的意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托。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里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后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里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后，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后，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飚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飚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胡同），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匯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托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么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后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后，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后，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么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并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后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斗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于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系，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里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于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后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系，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后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么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么，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范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系后，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后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系，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后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采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云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征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云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后，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匯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后，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盡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尚存的疑問，一是在國務院會議室的議論到底是幾號？吳德只記得十幾號，華明確記得是9月16日；二是陳永貴是否參加了這次碰頭會？華說陳參加了，吳德口述則未提及。李先念也說過，陳永貴不知此事。（李先念談話記錄，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傳》下）（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同舟共進》雜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