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價十一大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正確評價十一大的歷史地位，首先要看到，十一大沒有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華國鋒在十一大報告中提的是“抓綱治國”，這里的“綱”是指“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抓住這個斗爭，就是抓住了綱”。按照十一大報告的說法，抓綱治國的中心點，“就是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徹底肅清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鞏固和發展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勝利成果，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對外工作的各個領域，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華國鋒論述的抓綱治國的八項任務中，除了第一項揭批“四人幫”以外，其他七項全都與執政黨自身建設與國家發展有關，基本上不帶有運動的色彩。
其次，要看到十一大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是一種歷史的慣性。十一大報告中僅有一處提到“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是文革語言的一種殘留，沒有太多的實質性意義。首先，這一話語在十一大報告中不占重要地位；其次，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等人一直以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工作中心，對政治斗爭并不熱心 ，更沒有任何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行動部署。
第三，大轉折需要緩沖期。粉碎“四人幫”以后，當時有人提議立刻讓鄧小平復出，葉劍英講了一段十分睿智的話。他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 正確評價十一大的歷史地位，也應該有這個思維。在粉碎“四人幫”以前，以階級斗爭為綱一直是中共的政治路線(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發展生產為中心，但1957年就回到了階級斗爭的老路上去了)。粉碎“四人幫”后，一下子否定毛澤東的晚年，否定文革和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的。當時黨內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還處于迷茫狀態，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文革缺乏科學的認識，需要有一個轉變過程。這個彎子很大，彎彎很多，轉變過程不可能太快，太快可能翻車。
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葉劍英曾問華國鋒主政治國的方針。華國鋒回答說：“舉一綱抓兩目。”“舉一綱，是階級斗爭為綱，抓兩目，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安定團結。” 十一大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思路，也就是說，不否定毛澤東的文革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但在實際工作中，基本上不搞階級斗爭那一套，把重點放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上，用華國鋒的話說就是狠抓“大干快上，安定團結”這兩件“黨內國內最廣大的人民最關心的”大事。十一大反復強調團結，用團結一詞達44次之多，加上安定，接近50次，實際上就是怕亂。華國鋒在不公開否定文革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下，強調要重視研究“新時期，新形勢，新課題”，要注意學習，要學會“多謀善斷” ，從某種意義上看，和鄧小平在蘇東巨變后強調“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有點相類似，而這也在客觀上為中國逐漸認識左的錯誤、擺脫左的思想，探尋新路做了鋪陳和準備。
『六、結 論』
1977年8月，鄧小平在十一大的閉幕式上說，十一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是一次“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大會。” 1980年11月，胡耀邦說：“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宣傳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全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巨大規模的撥亂反正，開始了實際工作上的撥亂反正。”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他們的評價是中肯的。十一大是中國走向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次大會。
十一大是一次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大會。所謂結束過去，是對文革而言；所謂開辟未來，是對改革開放而言。根據前文我們的分析看，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這兩件事情它都做了，都有貢獻和功績。盡管它有新舊雜陳、自相矛盾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歷史畢竟不是事后諸葛亮寫出來的，是人走出來的、干出來的，它不可能是理想化的、筆直又簡練。因此，從整體上看，十一大是成功的。十一大黨章向八大黨章回歸，十一大報告提出了加強黨內民主、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重視發展教育、發展生產力、強調科學要走在經濟發展前面等一系列有見地的認識，都為中共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礎。十一大成功地重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勇于探索、敢于擔當的中央領導集體，為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建設準備了干部基礎。■
（該文摘自《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