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大的貢獻與不足』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筆者曾提出了歷史對十一大的四點訴求，現在我們就對照這四點，看看十一大有沒有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貢獻，還有哪些不足？
首先，在重建中央領導集體方面，十一大選出了中央委員201人，中央候補委員132人。在201名中央委員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亞、林麗韞、寶日勒岱等19人是建國后入黨的。而這19人中有12人是產業工人出身； 2人出身少數民族； 1位是科學家； 1位是臺灣籍代表； 3位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勞模。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黨的，跟‘文革’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 換言之，十一大雖然言語上還在肯定文革，但組織制度和干部任用上，都在極力否定文革。
在201名中央委員中，華國鋒等2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慕華、趙紫陽、賽福鼎3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23名政治局委員中，華國鋒等5人為政治局常委。
考察十一大的26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可以看出，原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17人中，除了吳桂賢，其余全部當選。這體現了十一大政治格局設計的穩定原則。
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10人，從年齡上看，超過70歲的為3人；60—70歲的為4人；50—60歲的為3人，大體符合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在這10人當中，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3人；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4人；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5人；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8人，十一大新當選的中央委員2人。多次連任的老中央委員占了絕對多數，這也體現了慎重、穩定、循序漸進的思路。
整體分析十一大選出的26名中央政治局成員，可以看出：
(1)60歲以下的為6人；60—69歲的為12人；70—79的為6人，80歲以上的為2人。70歲以下的中青年超過2/3。
(2)七大開始進入中央的6人，八大開始進入中央的14人，超過總數的一半。也就是說，十一屆中央政治局的組成人選，大多來自八屆中央委員會。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十一大的政治發展路向與八大的聯系。
(3)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5人中，有3人繼任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占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半。十一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26人中，14人繼續進入十二屆中央政治局，超過總數的一半，占十二屆中央政治局成員的一半；3人(許世友、陳錫聯、耿飚)擔任中顧委常委，地位、待遇仍相當于政治局委員；蘇振華去世；劉伯承因年老多病堅辭；彭沖、賽福鼎?艾則孜雖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但繼續擔任黨和國家重要職務，地位、待遇也未動；真正沒有得到重用的只有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5人。這5人中，陳永貴是因為文化水平太低，汪東興是因為認識問題，而吳德、紀登奎則是因為文革中的是是非非。
(4)華國鋒是中共十一大選出的最高領導人物，卻沒有進入十二大的中央政治局，顯然讓人有點尷尬。華國鋒沒有繼續進入中央領導核心，一是和中共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資格政治有關。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同齡人，華國鋒的勝出是毛澤東晚年左右兩派勢均力敵的結果。一旦“四人幫”被粉碎，這種平衡被打破，老干部不斷復出，在一批七老八十的老革命家中間，他是沒有多少資格和權威的；二是和當時中央不少人對他執政期間“一正四負”的評價有關。對于這一問題，韓鋼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探討，他認為：“‘一正’的結論過輕，‘四負’和衍生的負面評價不少有違事實或過于武斷” ，換言之，所謂“四負”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夸大不實之詞；三是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關。作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粉碎了“四人幫”，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錯案。這些冤假錯案說起來是林彪、“四人幫”造成的，但事實上是文革這一總錯誤的一部分。文革的總責任人是誰？是毛澤東。但毛澤東已逝，怨氣只能發在毛澤東的繼承人——華國鋒這位沒有什么資歷的英明領袖身上。換言之，華國鋒為本不應該由他來承擔的歷史責任付出了代價。
對于華國鋒的去職，從已經披露的資料看，當時黨內的分歧很大，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都不主張動華國鋒。有些著作稱，當時無論地方還是軍隊干部中，都有人對華國鋒去職感到不理解，要求中央“收回讓華國鋒辭職的成命” 。聯系陳云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也提及的“現在外面講，華國鋒同志一是有功，二是謙虛，經驗不足，老同志幫助幫(助)” ，可以看出這一敘述是可靠的。從事后的歷史或一個更寬闊的視野看，對華國鋒的去留問題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處理。作為粉碎“四人幫”的核心人物、中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前驅之一，他沒能進入十二屆中央政治局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盡管有這樣的遺憾，作為過渡時期中國的核心人物，華國鋒的作用是無人能替代的。他是毛澤東晚年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但在實踐中他并沒有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相反，他作風民主，積極穩步地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從他解放鄧小平、起用胡耀邦、保護張愛萍、提拔胡績偉……，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支持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 ，主持召開了在中共歷史上有特殊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等歷史功績看，他確實是中國過渡時期比較適合的政治領袖。
綜上所述，中共十一大在重建中央領導核心這一方面是成功的。
其次，在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1)“在適當的時候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還將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2)“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和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的統一戰線”；(3)“加強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的領導，把這些組織整頓好、建設好，充分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4)“要加強公安工作和社會主義法制”；(5)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全國科學大會。
根據上述安排，1978年2月，五屆政協、人大一次會議分別在北京召開，恢復了文革前政協和人大同步召開，構成中國政治生活基本秩序的做法。1978年9月，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10月，中國工會第九次、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文革中的紅衛兵、紅小兵組織名稱被取消。中國政治結構基本上恢復到文革前的正常狀態。
1977年12月，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否定文革中“砸爛公檢法”的做法。1978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辦公，各地檢察院也開始重建。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頒布。同年，重建了自1959年被撤消的司法部。中國開始走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制化軌道。
1977年10月，在文革中工作陷于停頓的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恢復活動，1979年10月，各民主黨派紛紛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規劃和拓展自己的活動。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精誠團結、緊密合作的關系得到恢復和發展。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恢復了文革以前廣州會議的提法，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4月，中共中央決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1月，最后一批右派的摘帽工作結束。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對長期以來中共把知識分子看作小資產階級，當作教育、改造的對象的否定，是中國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光明的標志。
十一大在推進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合理化方面的功績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在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推進方面，十一大確定大會的使命是“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在十一大報告中，六次使用“調動”一詞和積極性、積極因素、積極力量相搭配，有三次提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1次為一切積極力量，意思一致)三次使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現代化一詞出現8次，經濟、生產、建設、團結、民主等詞出現頻次都30次以上，知識分子、教育、文化出現的頻次都在19次以上。這些都足以說明，盡管十一大沒有公開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但已經在實踐中開始把經濟建設作為工作重心了。事實也是這樣，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確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
第四、在如何看待文革問題上，十一大報告側重闡述了以下幾個方面：(1)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2)文革中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受到了林彪、“四人幫”集團的破壞；(3)粉碎林彪、“四人幫”集團是文革的巨大成果；(4)宣布“文革”勝利結束，中國社會今后的任務是“抓綱治國”，實現四個現代化。(4)要求文革中蒙受冤屈的干部“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從今天的眼光看，十一大報告對文革的論述顯然不能讓人滿意，但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看，也算差強人意了。(1)從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大召開，僅10個月，毛澤東巨大的身影還籠罩著中國，要在此時對文革做一個比較科學的總結，事實上做不到。(2)出于維護領導人、執政黨的威信、防止誘發社會動蕩等方面的考慮，建國以后，中共對于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甚至像反右、大躍進那樣的錯誤，采取的都是正面肯定的做法，發現做錯了，至多是停止該項運動、對運動中遭受打擊的人進行平反甄別工作，一般不直接宣布整個運動是錯誤的。(3)文革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的許多罪惡，有些是出于個人私心而干的，但大量的都是執行中央指示的結果。文革結束后，大批被解放的人希望為自己文革中的冤屈討個說法，要個公道，但制造這些冤假錯案的人大多不是敵人或反革命分子，而是自己的領袖、戰友、同志、革命群眾，在文革還沒有被徹底否定前，向誰討公道？如何討公道？比較可行的方法就是“正確對待”。鄧小平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團結一致向前看”，實際上也是希望文革中遭受打擊的人不要再糾纏于歷史和個人恩怨。(4)毛澤東晚年對文革的看法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作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要公開否定被毛澤東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必然是非常尷尬的。（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