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強調恢復和發揚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等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十一大特別重視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指出：“毛主席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華國鋒用類似的表達重申了這一思想：“在毛主席的培育下，我們黨形成了一整套無產階級的優良作風。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我們只要充分信任群眾，實事求是，把毛主席親自倡導和培育的黨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恢復和發揚起來，那么，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就一定能夠更加緊密，我們黨的戰斗力就一定能夠更加增強。”
1）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工作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兩次使用群眾路線一詞，并把群眾路線的內容概括為“密切聯系群眾”，“充分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傾聽群眾呼聲”等方面。
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葉劍英指出：“我們要最密切地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相聯系，一刻也不脫離群眾，細心傾聽群眾的呼聲，有事同群眾商量，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在十一大的閉幕詞里，鄧小平使用了和葉劍英類似的語句來概括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表達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2）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六次使用“實事求是”一詞，三次提及“理論要聯系實際”，兩次提出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華國鋒還把實事求是和“科學態度、老老實實辦事”相聯系，提出“要把沖天干勁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華國鋒曾被毛澤東稱贊為“講老實話”的老實人。1959年6月，他向毛澤東談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產量不可能那么高了”。華國鋒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倡導是真誠的，有其思想基礎。
葉劍英在闡述實事求是的作風時指出：“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加強調查研究，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實事求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謙虛謹慎，力戒任何的虛夸與驕傲。”
鄧小平在闡述實事求是的作風時指出：“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準。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反對華而不實和任何的虛夸，少說空話，多做工作，扎扎實實，埋頭苦干。”
十一大還闡述了黨的其他優良傳統和作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四次提及“艱苦奮斗”，葉劍英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和鄧小平的閉幕詞，都提及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十一大通過的新黨章把“保持和發揚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保持和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保持和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作為對全體黨員的要求，寫進了總綱。
『5、強調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文革”那場全局性的錯誤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民主遭到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受到踐踏。《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分析“文革”產生的原因時指出，建國以后，在一系列的勝利面前，毛澤東“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因此，“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
毛澤東去世以后，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普遍感覺到民主問題的重要性。十一大的四個重要文獻（政治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黨章和閉幕詞）無一例外地都強調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作風民主是華國鋒的個人特色和個人魅力（葉劍英曾在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評價華國鋒；胡績偉、于光遠肯定華國鋒的民主作風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得以成為歷史轉折點的重要因素；胡德平稱道說：“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作風民主，善于傾聽不同意見，集思廣益，注意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也是中共中央在華國鋒去世后對他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評價）。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反復強調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報告提及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各三次，還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作了說明。
黨內民主是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的，但在“文革”中召開的中共九大、十大的政治報告都未使用這一概念，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恢復使用黨內民主這一提法，并把它作為毛澤東民主學說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教導。”這顯然是對八大正確的民主路線的回歸。
華國鋒在闡述黨的民主集中制時指出：“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他論述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時說：“一方面，要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認真做到毛主席歷來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另一方面，要防止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揚民主，是為了更好地同階級敵人作斗爭，為了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了加強黨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而決不是要削弱以至破壞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削弱以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在民主集中制問題上，毛澤東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比較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和毛澤東的這段論述，可以看出，華國鋒的提法和毛澤東的論述有很大的不同。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把自由和民主放在紀律和集中之前，較之毛澤東的論述，顯然更科學更準確。十一大的論述在今天看來可能有點平淡無奇，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意義是巨大的。這樣的提法，更有利于解放思想、發揚民主，讓人暢所欲言，防止民主集中制在實踐中流變為簡單的舉手表決。
葉劍英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如何充分發揚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生活的問題。報告指出，首先要言論自由，要讓人敢于說話———說真話，說與自己觀點不同的話。“在黨內，在人民內部，真正實行毛主席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不許群眾講話，怕群眾提出不同的意見，壓制群眾的批評，是完全錯誤的。”其次，要用正確的態度和方式方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和言論，“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第三，正確認識批評的目的，正確使用批判的武器，“采取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的方法，處理同志之間的關系，而不能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法。”第四，集體領導是充分的民主生活的前提和保障：“在黨委內部，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依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防止和克服個人說了算或者個人不敢負責的不良傾向。”這一論述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全面的。
十一大通過的新黨章兩次提及“發揚黨內民主”，并把發揚黨內民主與“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發揮全體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軍閥主義”相聯系。新黨章還三次提及“民主集中制”（一次在總綱，兩次在黨的組織制度），并明確把集體領導的原則寫進黨章：“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要依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一切重要問題都由集體決定，同時使個人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對中共八大黨章關于黨的集體領導原則的恢復與承襲。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也強調：“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他還稱贊十一大“真正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充分發揚了民主，大家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真正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6、結論：十一大是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一次會議』
誠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十年“文革”剛剛結束，毛澤東這個歷史的巨人造成的奇理斯瑪效應還遠沒有終結，因此十一大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方面也存在著許多不足，比如十一大的政治報告說：“五十多年的中國革命歷史表明：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取得的。”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勝利旗幟。”特別是十一大沒有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同志本人的思想加以辯證的區分，致使在許多地方不得不對毛澤東的錯誤采取回避的態度，對毛澤東晚年的言論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
但是，從總體上看，特別是從上文五個方面的分析看，十一大在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中的貢獻是巨大的。歷史是人走出來的、干出來的，不是事后諸葛亮寫出來的，它不可能是理想化的、筆直又簡練。十一大在中共黨史上最大的貢獻就是為中共逐漸認識“左”的錯誤、擺脫“左”的思想、探尋新路做了鋪陳和準備。十一大的這一貢獻我們現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它有這樣的不足、那樣的遺憾，另一方面，它為正確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開辟了方向。與前者相比，后者的比重要高得多。
1980年11月，胡耀邦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宣傳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全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巨大規模的撥亂反正，開始了實際工作上的撥亂反正。”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胡耀邦的話是中肯的。十一大是在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過程中一次不容忽視的會議。■
（該文摘自《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6月第1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