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楊宏雨，1965年生，江蘇淮安人，1996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
【正 文】
1977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是在歷史巨人毛澤東去世后召開的首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也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分水嶺。在此歷史背景下，如何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成為大會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中共十一大先后產生了四個文獻：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報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經大會表決通過的新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鄧小平作的閉幕詞。
本文將結合這四個文獻探討十一大在恢復與發揚毛澤東思想中的貢獻。
『一、結束“文革”，淡化階級斗爭，把黨的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為恢復與發揚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前提』
1.1 宣布結束“文革”
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宣告勝利結束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不僅沒有否定“文革”，甚至還說了一句“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边@是過去頗受不少研究者詬病的地方。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實際上僅是“文革”語言的一種殘留，沒有實質性意義（比如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句話：“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的所有實踐都在否定這句話，或者說這句話在實踐中從來沒有起過什么作用，但從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報告都使用了這句話或相類似的語言。從十五大報告開始，才不見這句話的蹤影）。首先，這一話語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不占重要地位，僅出現過1次；其次，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等人一直以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為工作中心，對政治斗爭并不熱心，更沒有任何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行動部署。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華國鋒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生產發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977年4月，華國鋒又指出：“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盡快地發展生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逐步得到滿足，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獲得愈來愈充分的物質基礎。”從上述熟悉的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正確思想的影子。1977年5月，華國鋒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指出：“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迅速發展生產力，實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華國鋒在當政期間對發展生產的重視和熱心是有目共睹的，而這也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地實現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奠定了基礎。
雖然十一大的政治報告還在整體上肯定“文革”，但宣布結束“文革”，對于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仍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因此，不結束“文革”，就不可能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更不可能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績。
1.2 淡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十一大雖然多次提及階級斗爭，沒有公開否定毛澤東時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但也沒有繼續使用這一口號（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有一句“抓住階級斗爭這個綱，整黨整風就有了正確的方向”，但聯系上下文看，特別是華國鋒關于抓綱治國的論述看，這里的階級斗爭應該是指揭批“四人幫”的罪行）。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10次使用“抓綱治國”這個詞，兩次使用“抓綱治軍”這個詞，但這里的“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抓住這個斗爭，就是抓住了綱”。按照十一大政治報告的說法，抓綱治國的中心點“就是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放手發動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徹底肅清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和影響，鞏固和發展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勝利成果，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對外工作的各個領域，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淡化毛澤東時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舊口號的同時，十一大還特別強調安定團結。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使用“安定”一詞5次，“團結”一詞多達44次，這反映了經過十年“文革”的中國社會對安定團結的渴望。淡化階級斗爭，強調安定團結，有助于中國社會的穩定和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有助于糾正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
1.3 把毛澤東的旗幟和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相聯系，黨的工作中心開始轉向經濟建設
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指出，大會的歷史責任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總結同王張江姚‘四人幫’的斗爭，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從中共七大起，毛澤東的旗幟就一直和中共的歷史、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緊密聯系著。1957年以后，毛澤東開始犯“左”的錯誤，并且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直至產生了“文革”那樣全局性的錯誤。毛澤東去世以后，中國向何處去，是繼續過去“文革”的老路，還是另辟新路，這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面前。十一大的政治報告雖然還沒有能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但在制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略時，它把毛澤東的旗幟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四個現代化相聯系，這有助于中國逐步擺脫1957年以后“左”的發展思路，回歸到中共八大的正確路線上去。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中這句流行一時的毛主席語錄，頗能集中反映1957年以后中國“左”的思維特征。否定以發展生產力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八大路線，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用“左”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社會變革中的問題，發動反右、四清等一系列“左”的運動，直至釀成“文革”那樣全局性的錯誤，這是毛澤東晚年的悲劇歷程。毛澤東晚年的指導思想是其革命時代斗爭哲學的延伸，是與八大精神相背離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宣布結束“文革”，淡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經濟發展作為國家的重中之重，這一切事實上都是對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的否定和對八大路線的回歸，有利于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功績，有利于恢復與發揚毛澤東思想。（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6月第1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