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版本』
華和高層的“兩全之策”，沒有能夠有效平息社會呼聲。分析起來，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與高層意圖同社會訴求存在不小距離有關。高層解決鄧小平問題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黨內大多數人包括資深人士也不了解，難免給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脫了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卻仍然維持對事件的定性，而且還維持所謂“惡攻罪”，人們終究沒有看到事件的徹底平反。中共內外郁積起不滿情緒，社會呼聲日漸強烈。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與往常的紀念日不同，這是一個相當敏感的日子。上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因為悼念周恩來逝世而引發的。年初開始，北京許多市民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寫詩詞，貼標語。除了紀念周恩來，很多內容涉及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表達了對高層的不滿。
此情此景，與幾個月前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層擔心引發事端，于1月6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華國鋒感到“現在有些思想動向值得注意”，在會上談了三個動向：鄧小平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和十七年的估價問題。他肯定鄧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據李鑫說：“我記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議過要有步驟地解決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到1977年1月時，中央已經決定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李鑫說的很可能就是這次政治局會議。
華告誡，恢復鄧小平的工作“應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那么四號、五號文件、毛主席處理的這些問題，還算不算數？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再三申明恢復鄧的工作“不是為鄧小平翻案”，顯然是顧慮被指違背毛澤東的遺志。關于天安門事件，華承認“此事確實受到‘四人幫'壓制”，甚至說“天安門事件是壓出來的”，但也說“確有少數反革命”。他強調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說毛主席指示錯了，會在群眾中引起很大爭論”。
對這些動向，華雖然不滿，但態度卻比較溫和與容忍。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表示“悼念周總理，貼大字報，送花圈，讓他送”，還說：“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緊，要引導，領導這一層要講清楚。”總的精神，華是要求“服從同‘四人幫'斗爭這個大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把刀子不能丟”。華和高層希望事情在高層設想的框架里解決，以免“干擾”高層預設的大局，而關鍵是不能“損害毛主席”。這是華和高層的政治底線。
第二天，汪東興指示中央理論學習組負責人李鑫，組織寫一篇社論，談學習《論十大關系》和華主席講話，把對天安門事件，對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轉過來。汪說要注意引導大家學文件，還具體指示社論文字不要長，兩千字左右，要有力。《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毛去世后，《人民日報》于1976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華國鋒講話指的是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也已公開發表。發表社論以“轉移”社會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實華國鋒“要引導”的指示的第一個動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論學習組布置起草社論稿的事宜。過了幾天，情況有變化。14日，汪東興布置新任務：為華國鋒起草兩個講話，一個是在小范圍內談談小平同志問題，一個是在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李鑫向理論組作了傳達。“小范圍”指準備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學大慶會議則是將在4月份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李鑫還在傳達中強調：要批小道消息，狠駁分裂中央的言論。所謂“小道消息”、“分裂言論”，指的是社會上關于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的輿論。話說得比華國鋒嚴厲，不知是傳達汪東興的指示，還是李鑫的發揮。社論稿的起草因此擱置，理論組轉而起草華的講話提綱和講話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討論講話提綱的起草問題，說了這樣一些意見：現在人們提出的問題，一個是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從大局講起；干部和群眾的言論和行動要服從中央的整個戰略部署。還說：要講高舉毛主席的旗幟，處理這兩個問題要肯定毛主席正確，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見，理論組寫出了講話提綱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論組討論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寫了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這是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即“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
為什么寫了這樣兩句話？李鑫后來敘述：“在起草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穩定局勢，就要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不能講毛主席有錯誤，不能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同時，又要講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正確的，必需的。這樣，起草工作就十分為難，怎么說也說不圓滿。由于我強調了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在講話提綱第二稿中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提法。”這說明，“兩個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針對的是當時有關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而不是鄧小平復出本身。
“兩個凡是”受到批判后，有些人追究到底是何人、如何概括出來的，也有些不同說法。作為當事人，李鑫談過當時的情況：“這兩句話怎樣編寫出來的，我已記不起來了，但總之反映了我的思想，在討論中也沒有不同意見。”李承擔了責任，應該說態度是坦率的。就“兩個凡是”的提法而言，的確既不是華國鋒的“首創”，也不是汪東興的“發明”，但是，不能不說它首先反映的還是華國鋒、汪東興應對社會動向的意圖。既要請出鄧，又要維護毛，不可能不矛盾，無怪乎李鑫說“怎么說也說不圓滿”。這是華和高層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話說回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要對毛澤東作分析，批評和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也不大可能，至少大多數人很難有這樣的省悟。因此，單純追究具體起草者的責任，只能是一種苛責，何況有關具體起草者的一些說法并無可靠根據。
流行的說法，稱華國鋒1976年10月26日同中共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是“兩個凡是”的第一個版本。華那次談話，其實講的是批判“四人幫”的問題。在談了批判要有通盤計劃、局面要打得開、面要寬一點之后，華提醒：“批判要注意，凡是主席點過頭的不要去批，如八個樣板戲還是（要）肯定，某演員不好，可以換人。”這次談話還有不同的記錄版本，說的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都要堅持，如八個樣板戲是主席指示下搞起來的，還要演，演員可以換。”文字不完全相同，意思基本一樣。聯系上下文，華在這里說的“凡是”，指的是在批判“四人幫”時不要觸及毛澤東，舉的例子是“樣板戲”。眾所周知，樣板戲同江青直接相關，但又是毛澤東贊成和同意的。華擔心批判江青會牽連樣板戲，那樣勢必觸及毛澤東，所以才告誡“凡是毛主席點過頭的不要批”。這里所說的“凡是”，是為了維護毛澤東，不涉及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社會輿論。華后來袒露心跡：“當時的意圖是，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中，絕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所以華這次談話，很難說是“兩個凡是”的最早起源。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吳德的一次講話，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吳德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年11月30日，吳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報告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吳在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現在把‘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除掉了，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夠做得更好。”吳后來解釋：“當時，我考慮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張、江、姚等人是‘四人幫'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他們有篡黨奪權的野心'的，我認為匯報應該強調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做的，以此為根據才能更好地穩定全國的局勢。因此，匯報中歷數了‘四人幫'的罪行之后，我講了‘一個凡是'的意思。”按照這個解釋，吳德是在說明粉碎“四人幫”的依據。吳的講話新華社發了消息，《人民日報》第二天就發表了。他的解釋，人們可以采信，也可以不信，但講話沒有涉及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的社會輿論，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吳德的講話也很難說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
1月下旬，講話提綱稿又做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況又有變化。原擬召開的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不開了，改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開會，傳達汪東興的指示：講話推遲，先發表社論。李鑫還說，汪東興同志要求把講話稿中關于“高舉”的那些話加到社論里去。“高舉”的那些話，就包括“兩個凡是”。“兩個凡是”的提法，就這樣移入了社論稿。當然，不是原封不動地“移植”，而做了些修改，特別是后半句“凡是有損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李鑫將修改后的稿子報送汪東興。汪批示：“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東興又批示：“可以發兩報一刊社論，請耿飚、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同志閱辦。”不知什么原因，后來只有李鑫在這個批件上畫了圈，沒有聽取其他幾位的意見。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回憶：“這篇社論雖然標明是‘兩報一刊'社論，但這三家報刊的編輯部和總編輯事先并不知曉，連當時領導宣傳工作的臨時機構‘宣傳口'事先也不知道。原來這篇文章是由李鑫同志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李鑫后來曾經檢討，是他沒有同宣傳口和兩報一刊的負責人商量，就直接報汪東興了。華國鋒后來說，這篇社論曾經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按華的說法，不管是否經過了宣傳口，社論稿是中央高層集體審定的。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這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社論稱：“學好文件抓住綱，深入揭批‘四人幫'，這是我們勝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項戰斗任務的關鍵。”社論透露出中央高層的意向，即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問題，轉到學習兩個文件和揭批“四人幫”上來。社論稱，“必須緊緊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進行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這個戰略決策，緊緊抓住這個綱”。為此，社論特別強調紀律：“毛主席多次教導，要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黨員和人民。‘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當前，就是要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統一指揮下，在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上，把我們的步調一致起來，緊緊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一切服從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我們的步調就能一致。離開這個綱，違背這個戰略決策，我們的斗爭就會走偏方向，我們的步調就不能一致”。這段正面強調紀律的文字，暗含對人們議論、呼聲的指責，批評他們與黨中央步調不一致。
社論最后有一段話：“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領導我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十次重大的黨內路線斗爭。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反復證明，什么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么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斗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第二個版本，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正式”的版本。
有人當時即質疑：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據李鑫后來說，社論出來后，也有一些群眾反映“兩個凡是”就是不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些質疑都誤解了“兩個凡是”的指向。“兩個凡是”要全盤維護毛澤東不假，但完全沒有鄧小平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的意思。華和高層已經考慮解決鄧小平的問題，1月份還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此事，怎么會通過一篇社論去否定已經作出的決策？李鑫以為群眾不了解內情，自然會有這種反映，沒有在意。
但是，“兩個凡是”一經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據說中央宣傳口主要負責人耿飚當時就頗有微詞：“登這篇文章等于‘四人幫'沒有粉碎。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什么事情也辦不成了。”鄧小平也表示了對“兩個凡是”的異議，他對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
如前所述，高層原打算開中央黨政軍機關負責人會議，后來改開中央工作會議。會前，華國鋒曾同鄧小平談話，明確告訴鄧中央請他重新出來工作的決定。據葉選基回憶：“在此前后，以陳云、耿飚、王震、王諍等為中心的老同志有個議事組合，我與他們均有聯絡并通報情況。當時的中心議題是鄧的復出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在他們得知鄧復出已無大礙后，主張要集中精力轉向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對‘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尤其關注，得悉外間傳聞反對平反最堅決的是吳德后，他專門把我和葉帥的小女兒葉文珊召到西山25號樓。在衛生間里，鄧指示我們下山去串連這批老同志，發言點吳德的名。我們遵此照辦了。”
陳云準備了一個書面發言稿，他說：“這個稿子我曾經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喬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說，要加一段，現在有暫時的困難，但這個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說，一定要寫這一點。我說，我是老機會主義分子，你幫我寫吧，寫了一段。他是個文人，我是個店員，我接受你的意思，還用我的文字。還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見，在耿飚同志家里談了一下，五個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引者注）、我、蕭勁光、王諍。本來到王諍家里頭，他說，他家里頭不好，到耿飚家里頭，五個人。我說，把這個稿子看一看。耿飚說，稿子就是要寫到這樣才好。”（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