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韓 鋼，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縣人。1982年畢業于湘潭大學歷史系，1985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供職。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校從教。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共歷史、中國當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學術團體任職有: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理事、東方歷史學會理事。
【正 文】
“兩個凡是”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樁公案。除了在政治層面，官方以決議的形式做出結論，認為華國鋒推行和遲遲不改正這個“錯誤方針”，嚴重阻礙了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糾正；在事實層面，大量著述也都做了大同小異的歷史敘述。關于“兩個凡是”的流行說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第一，“兩個凡是”始于華國鋒1976年10月26日的講話；第二，“兩個凡是”有四個“版本”，經典的“版本”是1977年的兩報一刊“二七社論”，還有1977年3月的華國鋒講話；第三，“兩個凡是”的目的，是阻撓和拖延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第四，“兩個凡是”的實質是延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看似塵埃落定的歷史，許多情節卻依舊像隔窗觀霧，模糊不清；而定性的結論，時隔近四十年后再反觀，亦令人質疑。
『出臺的背景』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采取強力措施，隔離審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隨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舉華為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史稱“粉碎‘四人幫'”。對于新權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幫”絕非沒有政治風險。事實上，高層的顧慮并非杞人之憂。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公布后，海外很快有報道和評論認為，華和中共高層逮捕毛澤東的遺孀和毛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要代言人，是在毛逝世后實行“非毛化”的開始。1976年11月，美國革命共產黨召開“國際形勢會議”，斷定“華國鋒主席不維護毛主席的路線”。11月20日，《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休斯在一篇題為《人們看到華開始逐步對政府機構實行非毛化》的報道中評論：“人們看到華開始逐步對政府機構實行‘非毛化'”。國內亦有跡象表明，一些地方出現對抗中央的苗頭，亦不乏“右派政變”、“軍事政變”的流言。如何避免風險，在主持者看來，關鍵在于繼續高舉毛澤東的旗幟。所以中共中央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和出版或籌備出版《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全集》，以向世人昭示“繼續高舉毛主席旗幟”的姿態和決心。當然，總體上說這方面的情勢并不嚴重。粉碎“四人幫”在黨內外贏得的異常廣泛的認同，華國鋒和高層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華當時曾坦承：“有些我們預料到的，有些比我們預料到的還要好”
令華國鋒和高層更為擔心的，是逐漸浮出水面的另一種動向。人們在歡慶“四人幫”傾覆的同時，也呼吁重新處理剛剛過去不久的兩件大事：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撤職。兩件大事都與“四人幫”直接關聯，既然“四人幫”已經垮臺，顛倒的歷史便須再顛倒過來。呼聲首先來自一些中共元老和資深人士，同時也來自民間。抓捕“四人幫”的第三天，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看望胡耀邦。胡因為在“批鄧”運動中再次遭到批判，掛著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職銜，卻已經“靠邊站”。葉選寧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情況，代表父親征詢胡耀邦對治理國家的意見。胡耀邦認為三件事情最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抓捕“四人幫”的第10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電話給已被邊緣化的陳云，征求對各項工作的意見。18日，陳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對粉碎“四人幫”的贊成和擁護、提出當前工作的意見以外，還提到了天安門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真相；當時絕大多數人是為悼念總理，尤其擔心接班人是誰，混在人群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人幫'對這件事有沒有詭計？”陳信是否涉及“批鄧”，公開的材料沒有顯示。胡、陳的建言，反映了黨內相當一部分人士特別是受文革沖擊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會上，也是議論紛紛，對解決兩件大事充滿期待。
一個普遍流行的說法，稱華國鋒拒絕了來自黨內外的呼吁，“阻撓和拖延”了鄧小平的復出。其實，華和高層并非不愿解決鄧的問題。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雖然都真誠接受和擁護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但其中部分人（包括華國鋒在內）長期分管政府事務，比較務實，1975年還參與鄧主持的整頓，甚至比較積極（華國鋒本人即如此），與鄧有過一段較好的共事關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來由于毛批評鄧，他們也跟著批判，但與“四人幫”不同，內心未必贊成一棍子打死。至于葉劍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舉薦鄧，1975年與鄧聯手整頓軍隊，同鄧有良好的合作共事關系；“批鄧”以后，葉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難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建議。
問題是，這兩件大事雖然都與“四人幫”相關，但都是毛澤東定的案，很難翻案。既要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又不能損害毛澤東形象、并被人抓住把柄，華和高層面臨兩難。反復考慮的結果，是考慮了一個“兩全之策”：一方面公開維持“批鄧”的口號，另一方面又逐步減弱“批鄧”的聲音，暗中為鄧的復出做準備，然后正式恢復鄧的工作。華國鋒后來多次做過解釋：“如果不是首先緊緊抓住對‘四人幫'斗爭這個全局，在‘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一、之二還沒有發出，他們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們批鄧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亂沒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上產生各種疑問，特別是‘四人幫'的余黨一定會乘機搗亂。‘四人幫'不是早就造謠說什么‘有人要為鄧小平翻案'，什么‘鄧大平、鄧二平'嗎？現已查獲，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后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臺'，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去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華的判斷和考量是否準確，盡可討論，但透露出來的心思很難說不真誠。
據吳德回憶，1976年10月，華國鋒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華宣布的當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最高層商議的結果。據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葉劍英同她父親熊向暉談話，也肯定鄧小平是要出來工作的。葉對熊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有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也就是說，粉碎“四人幫”的當月，華和高層已經在考慮鄧的問題了。
事實上，從1976年12月起，鄧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顯改善。12月初，鄧小平患病，經葉劍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軍總醫院。14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醫院給鄧小平實施手術治療。住院期間，鄧曾經被接到京西玉泉山，聽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介紹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華、葉是否告知鄧恢復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規格（中央主席、副主席，兩位政治局委員）向鄧通報情況，本身已經說明問題。1977年2月3日，鄧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療養，至少一半政治局委員先后前往看望。據有關著述，1976年底，蘇振華、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鄧小平。他們向鄧小平“匯報了上海工作的情況”，蘇還對鄧說：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全國清查“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勢很好，你出來工作的條件也成熟了，請你盡快出來領導我們工作吧！鄧說：我也老了，前臺工作還是由華國鋒同志和葉帥他們去做吧，我可以給你們當個顧問。蘇、倪則表示：你要出來就不是當顧問，你水平高，經驗豐富，毛主席早有評價，我們都擁護你。據吳德回憶，在李先念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吳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鄧，明確“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
至于“批鄧”，事實上也在逐漸淡化。粉碎“四人幫”之后，華國鋒公開講話，只有一次涉及“批鄧”。1976年12月25日，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們（指‘四人幫'——引者注）對抗毛主席、黨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僅此一句，僅僅是提及，而且是從批判“四人幫”的角度說的。這是中央高層領導人最后一次公開提到“批鄧”。筆者搜索的結果，《人民日報》提及“批鄧”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計160篇，11月減少至62篇，12月再減至36篇；1977年1月僅3篇，2月以后絕跡。至于“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從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鄧”。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批鄧”不過是一個口號，并無實際動作。
關于天安門事件，華和高層也有松動。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同中共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話，說：“天安門事件是中央定的，過去按中央指示辦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幫'插手。現在不涉及此事，避開不談。”雖然說“避開不談”，但話里也暗含一些潛臺詞：第一，說天安門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動而非主動的意思；第二，說有“四人幫”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單一的，還有另外的原因（華后來曾說事件是被“四人幫”逼出來的）；第三，說“現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還會重新處理。不久之后，這種松動果然有了實際步驟。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重新處理天安門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消。”“純屬”一詞畫地為牢，涉嫌所謂“惡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釋放。中央通知規定，“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對不允許翻案”。事件的定性，也依舊維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結論。但是重新處理，畢竟表明華和高層對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種改變。事實上，還在這個通知發出之前，對被捕人員已經開始放寬處理。以北京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幫”之前已陸續釋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釋放了140人。（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