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陳東林，男，1978年成為恢復高考招生后中國人民大學招收的第一批學生，進入中國歷史系學習。1982年入中華書局中國近現代史編輯室任編輯。開始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93年調當代中國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第一、第二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中國當代史分支主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理事等。
【正 文】
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開創和奠立，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探索之路，也是一條循序漸進的成功之路。其中，華國鋒作為主要領導人主政時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鏈條。
『一、對“四三”方案和第二次對外引進新開拓作出了批示』
文革時期，因動亂影響生產，加之棉花歉收，我國城鄉居民的穿衣基本需求一直處于非常緊張狀態。1971 年夏季，毛澤東在杭州聽身邊服務員反映，為了購買一條“的確良”褲子，排隊很長時間，飽嘗“千辛萬苦”。他問周恩來：為什么不能多生產一點？不要千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來說：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產。毛澤東又問：能不能買技術？周恩來說：當然可以。周恩來立即抓住這個機會，找李先念、余秋里，要他們研究辦這件事。具體組織工作，落到華國鋒頭上。
當時，華國鋒從湖南剛調到中央工作，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國務院業務組是在文革前期為應付動亂、維持生產成立的，有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余秋里、袁寶華等人。
華國鋒過去沒有管過外貿工作，他邊干邊學，依托國家計委，組織了輕工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商業部、外貿部會議，對引進進行了討論和調查，多次聽取匯報。根據他的意見和親自修改，1972 年1 月16 日，國家計委正式向國務院提出《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
報告首先提出這樣做的必要性：“棉花播種面積擴大有限，要保持和逐步提高全國人民布匹的供應水平，適應工業、出口、援外需要，必須在發展化學纖維方面開拓新的領域，這是世界各國解決穿衣問題的共同趨勢”；“1971 年底，我國化學肥料生產能力2300 萬噸，當年產量只有1500 萬噸，平均每畝耕地化肥產量不足10 公斤，每年還需要進口化肥600 萬噸”。報告分析可行性說：“我國一些地區有較多的天然氣，有石油和油田氣，有無煙塊煤，在這些地區，通過新的原料路線，集中力量把化纖和化肥搞上去是有可能的。” “為了爭取時間，掌握技術，加快我國化學纖維和化學肥料工業建設的步伐，求得一個較大的突破，并為今后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擬向國外進口成套化纖、化肥設備和部分有關的關鍵設備。”
報告建議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4 套、化肥設備2 套，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約需4 億美元。化纖方面，擬從法國、日本進口4 套裝置，約需2.7 億美元。化肥方面，在晉南建設用煤作原料的30 萬噸合成氨廠，同時加快全國正在建設的25 個合成氨廠的進度，以及為改造、擴建老廠要進口的關鍵設備、部件和鋼材，需要9000 萬美元。另外，進口生產合成材料的部分單機、材料，需外匯4000 萬美元。共計4 億美元。
報告預測，這些設備投產后，一年可以生產化纖24 萬噸，約等于500 萬噸棉花，可織布40 億尺，相當于全國人均增加五六尺布；而耐用方面，比棉織品高幾倍。可以生產化肥400 萬噸。報告還提出，應立即組織三個技術考察小組前往法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瑞典、日本考察，看哪里的技術新、價格相宜，然后對外洽談，爭取在 1972 上半年談妥，訂立合同。
1972 年1 月22 日，華國鋒和李先念、紀登奎聯名向總理周恩來報送了國家計委報告。2 月5 日，經周恩來批示“擬同意”，呈報毛澤東。毛澤東圈閱批準了這個報告。
其后，由華國鋒、余秋里指示和布置，輕工業部和燃化部組成考察組，分別到西歐、日本考察，選擇引進對象。經過兩個月的考察，5 月考察團給國務院寫了考察情況和進口化纖設備安排方案的請示報告。第一批進口化纖、化肥設備的方案正式決定下來。
引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先進設備放在哪里？當時，我國正在進行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重要的新設備都規定必須放在西南、西北地區，“靠山、分散、進洞”。連一些進口設備也被要求這樣做。于是，出現了很荒誕的情況，從國外進口新技術設備，按照合同規定，外國技術人員應當負責安裝、調試，但是三線地區是保密的，只能讓他們在上海等大城市等待。國內技術人員遇到問題，跑到上海去詢問，然后再跑回三線地區去安裝，往返多次。外國專家對此十分不解，表示這樣無法對設備質量負責。
反映這些問題的簡報送到了國家計委，又上報給華國鋒。他經過認真考慮，又請示周恩來、李先念，做出決定，要輕工業部和國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電部等組織工作組，到遼寧、上海、天津、四川實地考察廠址。經過預選和比較，最后確定一部分設備和企業放在大三線的四川，大部分放在沿海地區。上海市的建在金山縣的金山衛，遼寧省的建在遼陽，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長壽縣。
根據華國鋒等領導人的意見，1972年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于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化工設備。這時，煤炭、石油、化工、機械、軍工、水利、電力、交通、林業等其他工業部門，經過出國考察也相繼提出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項目，引進范圍不斷擴大。周恩來認為，既然有這么好的機遇，事情就應該做大一點，指示國務院業務組和國家計委把這些項目合并起來，準備更大規模的引進方案。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 1972 年引進一系列項目工作順利進行的基礎上，華國鋒和國務院其他領導，通過國家計委召集有關部門對前一階段和之后的對外引進項目做出了總結和統一規劃， 1973 年1 月5 日，向國務院正式提交《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計劃用外匯43 億美元，通稱“四三方案”。經過討論和修改，3 月22 日，國務院原則上批準了這個報告。后來又追加8.8 億美元，整個方案共計51.8 億美元。報告提出：擬在今后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爭取在“五五”計劃期間充分發揮作用。報告還提出了對外引進時應采取的6 條重要原則：第一，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第二，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第三，有進有出，進出平衡。第四，新舊結合，節約外匯。第五，當前與長遠兼顧。第六，進口設備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內地。這些原則不僅是當時引進技術設備的指導方針，而且對以后乃至改革開放時期的對外開放，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包括26 個大項目：化學纖維4 套，即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總廠、四川維尼綸廠、天津石油化纖廠；石化3 套，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現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 萬噸乙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 萬噸乙烯及配套項目，北京化工二廠的氯乙烯設備；大化肥13 套，具有年產30 萬噸合成氨、48 萬噸或52 萬噸尿素的生產能力，分別建在河北滄州（滄州化肥廠）、遼寧遼河（遼河化肥廠）、黑龍江大慶（大慶化肥廠）、江蘇南京（棲霞山化肥廠）、安徽安慶（安慶化肥廠）、山東淄博（齊魯第二化肥廠）、湖北宜昌（湖北化肥廠）、湖南洞庭（洞庭化肥廠）、廣東廣州（廣州化肥廠）、四川成都和瀘州（四川化工廠和瀘州天然氣化工廠）、貴州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氣化肥廠）、云南水富（云南天然氣化工廠）；烷基苯項目1 套，南京烷基苯廠。大型電站3 套，分別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內蒙古赤峰元寶山；鋼鐵項目2 套，1 套是武鋼的一米七軋機，1 套是南京鋼鐵公司的氯化球團。另外還有43 套機械化綜合采煤機組，以及當時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等單個項目。
“四三方案”引進項目的特點和意義是：
第一，著重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長期以來，我國重視發展重工業、而放慢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紡工業、農業。這次引進重點轉到了解決人民吃飯穿衣的項目上，主要是化肥和輕紡工業，這兩方面用匯占總額的50.7％，冶金及能源工業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 左右。引進設備陸續投產后，我國人均紡織品年消費量從1965 年19 尺，1978 年提高到25 尺，1982 年進一步提高到32 尺。使我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能夠取消了20 多年憑布票和棉花票供應的現象。通過引進化肥技術設備，我國年產尿素 1593 萬噸，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產稻谷 6500 萬—8000 萬噸，占2000 年全國糧食產量的 1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迅速解決了吃飯問題，引進化肥項目功不可沒。
第二，引進規模大。“四三方案”是繼1950 年代的“156 項”引進項目后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打破文革時期經濟貿易“閉關自守”局面的一個重大步驟。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26 個大型項目，為以后改革開放積累了豐富現代化管理經驗。從生產能力看，進口的成套設備幾乎是徹底改觀原有設備的生產能力。如13 套化肥裝置年生產能力達390 萬噸合成氨，占全國化肥生產能力的 1/3 以上；引進的合成纖維設備年生產能力達40 萬噸，使1979 年全國化纖產量比1977 年增長70％ 以上，塑料產量達47 萬噸，使1979 年比 1977 年增長130％以上。
第三，以“四三方案”為契機，開始扭轉之前過分強調戰備的布局傾向。引進大型成套設備主要放在大慶、盤錦、勝利油田、鞍山、本溪、攀枝花、武漢、唐山、邯鄲、南京、馬鞍山礦區及山東渤海灣、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等沿海省區。使沿海和東北等一線地區自三線建設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補充技術設備的新血液。從1972 年到1974 年，國家開始對前一時期國防工業和三線建設攤子過大的問題進行了調整。1973 年用于沿海地區和三線地區的投資比重已經大致持平，1974、 1975 年用于沿海地區的投資則大大超過三線地區。
1976 年初，風云突變，“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四人幫”猛烈攻擊第二次對外引。引進的主要決策人周恩來去世，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被排斥靠邊站。于是，作為國務院代總理的華國鋒首當其沖。2 月下旬，張春橋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一些大軍區負責人“打招呼會議”上，混淆是非，攻擊進口成套乙烯裝置和出口原油是“買辦資產階級”，“比蔣介石還厲害”。3 月7 日，張春橋在接見外賓時又說：“很多事中央不知道，他們沒有向中央報告，也沒有在中央討論過，就是管這些事的同志下決心就干了。”3 月 13 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工業生產和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四人幫”在這次會議上向華國鋒發難。針對“四三方案”，江青追問說：“把美國的化肥設備裝到大慶，是給大慶抹黑，這不是丟人嗎！”“是誰批準的？”5 月31 日、6 月25 日國家計委繼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張春橋對華國鋒說：“大項目進口多了，擠在一起，你們不檢討，不能令人信服。”還說引進化纖設備放在上海金山衛，“我一直投反對票”。
華國鋒拒絕對引進工作進行檢討，他指出： “進口的大項目是經毛主席批準的。不能說不對，不能批過了頭。”張春橋馬上反駁：“我不同意你這樣說法，你們總是拿主席壓人。”華國鋒、康世恩找石油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孫敬文研究對策，決定要周太和查找中央審批原件。他們找到了毛澤東用紅鉛筆圈閱的報告，及“四人幫”自己的圈閱。報告復印送江青，她才罷休。
可以說，以“四三方案”為中心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華國鋒不僅在組織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和極左勢力的斗爭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未完轉下一篇）
（備注：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