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徐慶全，男，山東煙臺人。1986年曲阜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1989年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研究方向為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留校后，因讀書為文繁雜，專業研究淡出，轉而從事編輯工作。先在《炎黃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調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正 文】
對于經歷過粉碎“四人幫”那段歷史的人來說，“你辦事，我放心”是揮之不去的記憶。因為那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1976 年10 月下旬，在全國各地慶祝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各種集會報道中，“你辦事，我放心”家喻戶曉。那一年我14 歲，記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澤東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很“關心國家大事”。
那時，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是天大的“國家大事”。《人民日報》和地方報紙，都在大肆宣傳“你辦事，我放心”這個“最高指示”。當我們家從街頭敲鑼打鼓的隊伍里恭恭敬敬把“華爺爺”像請到家里，和“毛爺爺”的并排掛在墻上時，支部書記還帶領我們舉行掛像儀式，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一起朗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辦事，我放心。”
稍后，時間不長，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油畫在全國發行。我們家仍然是從街頭敲鑼打鼓的隊伍中把這幅畫恭恭敬敬地請到家里來的，只不過免去了儀式。畫面上，毛澤東和華國鋒相對而坐，兩個發型都一樣的“大背頭”，讓人印象深刻。所以，在我這個年齡的人眼里，“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毛澤東主席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這種固有的觀念，一直持續到1999 年聽到章含之對這個“指示”的另一種解釋為止。
『章含之的否定說法站不住』
1999 年，我還在《百年潮》雜志任職（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社長鄭惠先生與章含之女士熟悉。我記得有一次陪鄭去章含之家，鄭希望章能寫點回憶喬冠華的文章。章說，她正在全力編輯《章士釗全集》，目前抽不出時間來，不過，談到喬冠華，章興致很高。她談得最多是她和喬的委屈，以及與這些委屈相關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之間的事。
隨后，話題轉到了華國鋒。她說：是華國鋒把喬冠華給打下去了，原因就在于喬了解毛澤東給華國鋒所寫的“你辦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為指定接班人而寫的。聽到此話，我心里一驚，很想聽個究竟。但鄭惠對這個話題卻并不在意，我不好貿然發問，話題也就錯過去了。
2000 年夏，《章士釗全集》出版發行，我陪已經辭去社長職務的鄭惠參加發行儀式。章含之對鄭惠說，現在可以集中精力寫回憶喬冠華的文章了。鄭惠因為已經辭職，只是讓章和我聯系。章大概沒把我放在眼里，彼此客氣地點個頭，這事也就放下了。
2002 年，章含之的回憶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關于喬冠華與“你辦事，我放心”相關聯的回憶，還真有。書中寫道：也許有一件事也是喬冠華必須被清除的因素。1976 年4 月30 日，毛主席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陪見。當天，冠華回家，告訴我說會見前，華國鋒要他在人大會堂等候。當時，毛主席的健康情況已很不好，說話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寫下來。在此之前，這種情況已存在一些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人就撿那些條子收藏。我曾對冠華說，哪天我也拿幾張留作紀念。當時，冠華說：“你千萬不要去拿這些條子。這些條子都沒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斷章取義利用某張條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這天，冠華說：“主席今天又寫了三張條子，是在外賓走后單獨與華總理談國內問題時寫的，被華總理收起來了。”他說見完外賓，華國鋒總理來到福建廳時，很高興地給冠華看那三張主席親筆寫的條子：“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招（著）急”以及“你辦事，我放心”。也許是命運注定的劫數，冠華偏偏問華國鋒這“你辦事，我放心”是講什么事。當時華說他匯報了四川、貴州的“批鄧”運動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熱衷打內戰，擬將兩派叫到北京，要他們集中“批鄧”。華說，主席累了，就寫了這個條，叫我去辦了。當天晚上，政治局開會傳達毛主席會見外賓談話及其他指示。深夜，冠華回到家時對我說：“有件事很奇怪，華總理下午明明給我看三張條子，到了政治局會上，他只讓大家傳閱了兩張。那張‘你辦事，我放心’沒有拿出來。”我隨口說：“你不是說過這類沒有上下文的條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釋嗎？”冠華說，國鋒同志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謙虛，不拿出來。此事我們也就淡忘了。
5 個月后的10 月6 日，粉碎“四人幫”時，冠華正參加完聯大會議后順訪意、法兩國。在巴黎時聽到消息，他與曾濤大使舉杯暢飲，他哪里會想到此時的華國鋒已對外交部領導說“喬冠華大概要逃跑，我們可以派架飛機把他老婆送去！”同時，他把那三張條子發到全國，尤其是“你辦事，我放心”，被說成是毛主席指定他當接班人的依據。敏感的西方記者嗅到了一點氣氛，在巴黎問冠華“聽說你回國后有麻煩”。冠華仰天大笑，說他和全國人民一樣，心情舒暢，這是無稽之談。他又哪里知道，此時華國鋒已向外交部黨組說“喬冠華是最先看到‘你辦事，我放心’這張條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見，卻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黨組封鎖消息”。
于是，在冠華踏上他深情鐘愛的祖國土地準備與全國人民分享勝利的歡樂時，一張天羅地網已經擺開，一項“抵制毛主席臨終指示，反對華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著他。冠華一介書生，還認為這些都是誤會，他說只要向華國鋒等人解釋清楚就可以了。
誰知，一個外交部長、中央委員此時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任何人都不接他電話，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都沒有一個中央的領導找他談過一次話！往事不堪回首！（301-304 頁）
關于喬冠華為什么被解職，1976 年12 月2日，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喬冠華外交部部長職務的決定時解釋說：
經華主席、黨中央批準，這次會議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長職務。現在講講為什么免去喬的外交部長。
其實，這份告王海容、唐聞生的報告是章含之署名的。12 月10 日，中共中央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發［1976］24 號）發出，其中第三部分“五、‘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所列舉的材料中，有章含之于1976 年4 月25 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用鋼筆書寫在5 頁白紙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志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后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志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鄧小平帶話給她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后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系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志歷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志的檔案，是江青同志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志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志的歷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只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志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于春橋同志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志是叛徒，后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話。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志傳這種話。我當時說尤其關于江青同志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志不會把江青同志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后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
專案組還對這封信加了如下按語：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污蔑周恩來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和堅持同“四人幫”斗爭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志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復辟。
這本專案材料的編印時間，距“四人幫”被捕僅兩個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語保持著文革式語言，不足為怪。而且，在那個年代，這封信被加上這樣的按語，實際上是向全國昭示喬冠華和章含之是“四人幫”的人。喬冠華的政治生命也隨之終結。
12 月24 日下午，“外交部系統五千人在北京體育館召開‘徹底清算四人幫反黨集團成員喬冠華罪行大會’”。喬冠華等被定罪。（宋天儀：《文革日記》，211 頁）
這與喬冠華知道“你辦事，我放心”底細一點關系都沒有。
那么，如李先念所說，喬冠華是怎樣“早就知道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卻反對、刁難”華國鋒的？1979 年9 月4 日在外交部傳達的一份有關喬冠華的材料中說：
華主席給喬看毛主席“你辦事，我放心”的批示，喬卻對人說，對華還要看一看。江青曾對喬說“對華主席還要看一看”，喬對人說，江說的有些道理，華長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這么多事拿不下來。華一次讓喬留下，喬說這是“陪太子讀書”，是“鄉下紳士”。76 年，喬到朝鮮進行秘密訪問，金日成多次提到華主席，喬回來后不轉達金對華的問候。（楊榮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經歷與思考》，290 頁）
其中說到喬冠華的問題是兩條：第一，追隨江青；第二，他輕慢華國鋒。與前文“刁難”一致。
2008 年1 月26 日，章含之去世后，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寫道：在《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釋說，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紅門，大紅門非常凝重、厚實，具有歷史的沉重感。推開一扇大紅門，我們就能看到一段歷史。的確，在她的書中我們也的確讀到了歷史，但是終覺意猶未盡的，那兩扇大紅門只開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擋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體作為。趕上了70 年代中國外交凱歌行進的大好時機，她作為一分子，也為此盡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活動中，她盡心盡職；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訪華等一系列重大活動中，身為翻譯的她展現了非凡的才華……這些對歷史補充的細節，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擋的是，身處“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指王海容、唐聞生）掌握”的外交部，身處政治漩渦之中她和喬冠華的作為。其實，種種跡象表明，當年嫁給喬冠華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與各種權力、甚至是高層權力的爭斗攪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變動之中，毛澤東在“四人幫”集團與鄧小平的平衡過程中，喬冠華與“四人幫”、與毛澤東、與華國鋒、與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真實關系是什么？他被毛“借刀殺人”批評的行為，是屬于自身的選擇還是無奈的自保？還有，在這一過程中，章含之與唐聞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誼演變到競爭并超越了一般含義上的競爭？有論者說，“喬老爺”毀于“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系’，我只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究竟是卿卿誤我，還是我誤卿卿？這一切，都成為謎團，令史家一頭霧水。這一段議論，也適合于她對待華國鋒和“你辦事，我放心”字條的態度的評價。（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