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國務院有一個特殊的辦事機構，叫國務院業務組。國務院業務組的存在歷時8年，曾在處理國務院日常工作，組織領導“文革”那段特殊時期的國民經濟運轉中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長一個時期，相當多的資料在談及國務院業務組時，對它的情況都語焉不詳。近年來，隨著一些黨史圖書的陸續出版，國務院業務組的相關情況也日益明晰。
『“文革”之初國務院業務小組成立』
1966年5月“文革”全面爆發之后，各級黨政機關相繼遭到沖擊，大批領導干部紛紛被批斗、打倒，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領導機構大多陷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拔母铩遍_始前后，國務院副總理有15人：林彪、陳云、鄧小平、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謝富治。到1967年初，鄧小平、賀龍、烏蘭夫、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等7位副總理先后被打倒；譚震林處于半打倒狀態，不久也被徹底打倒；陳云、陳毅兩位副總理“靠邊站”；林彪、聶榮臻主要在軍隊工作；謝富治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拔母铩背跗诘膭邮帉е律a秩序被打亂，經濟工作不能正常運轉，國務院原有的辦公制度也被打亂。
面對這種困局，周恩來提出成立國務院業務小組，以便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1967年2月2日，他致信陳伯達、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組，提議：“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臺召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召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為主，副總理（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和劍英參加。務請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边@應該是周恩來提議建立類似國務院業務小組的機構雛形的最早記載。
4月6日，周恩來接見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的造反派代表，在批評他們要斗倒余秋里、谷牧的錯誤行為時說：“經濟戰線上現在抓工作的連我只有五個人嘛！把你們提拔上來能行嗎？”周恩來所說的“五個人”指的是除他之外，還有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四人。余秋里時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谷牧時任國家建委主任。
4月21日，國務院業務小組的名稱最早出現在李先念批示的一份工作簡報上。這天，他在業務小組《關于工交口四月一日至十八日業務工作情況簡報》的批示中說：“段云同志閱。在一個時候辦了的事情，也應向總理、富春、成武、秋里、谷牧同志報告?！边@份簡報也說明，國務院業務小組工作從1967年4月已開始運行。當時業務小組成員除上述五人之外，加上李先念共六人。楊成武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代表軍隊參加業務小組。
按照規定，國務院常設機構的設置要報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業務小組是在特殊情況下成立的臨時機構，可以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之所以叫業務小組，是因為“小組”是當時流行的叫法。根據《李先念年譜（1909—1992）》記載，國務院業務小組最早召開會議的時間為1967年5月18日。當時業務小組組長是周恩來，沒有設副組長，業務小組的日常工作以李富春為主，李先念協助。此時的李富春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業務小組正式成立要晚一些，應該是在1967年九十月間。1968年2月2日，周恩來出席工交、財貿、農林口各部委及國務院直屬單位代表大會，在談到業務小組時說：“我們業務小組成立在去年九十月份。我們偉大領袖批準了。”當時業務小組的主要工作是處理國民經濟運轉中遇到的一些重要問題和日常工作。工作范圍主要是工交、財貿、農林。陳毅、聶榮臻、謝富治有時也參加業務小組的相關會議。
國務院業務小組成立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不對外行文，討論決定的事項仍然以國務院名義下發，重點是指導經濟工作。1967年9月以前，由于國內形勢極度混亂復雜，周恩來忙于應對各種突發事件，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處境都很艱難，所以業務小組的活動很少。9月以后業務小組的活動才逐漸多起來。業務小組會議主要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對外貿易和對外援助，農業生產，煤炭、鋼鐵、石油生產，鐵路交通等重要事項。
『從國務院業務小組到國務院業務組』
到1968年3月，大部分?。ㄗ灾螀^、直轄市）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國務院各部委也大都實行了軍管或有軍代表進駐，各地各部門的工作秩序逐漸好轉。然而此時，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所謂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并在全國掀起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惡浪。國務院業務小組成員楊成武被逮捕，谷牧因所謂“歷史問題”被審查，業務小組成員由原來的六人減少到四人。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經常被批判，有段時間連集中開會都很困難，往往是由他們三人一起或單獨召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有關經濟工作。
當時，周恩來頂著巨大壓力，指導國務院業務小組的工作，并考慮加強業務小組的工作，將業務小組改組成業務組。5月6日，李富春、李先念、粟裕、余秋里四人聯名向周恩來報送《關于業務組人選的請示》。此時，業務小組人員增加到五人，軍隊方面參加業務小組工作的是軍委常委粟裕。6月5日，周恩來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討論如何加強國務院業務組的問題。根據討論的意見，6月8日，以李富春的名義提出了關于加強國務院業務組的建議。他建議擴大業務小組成員人數，并將業務小組改為業務組，還提出了業務組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辦事機構的組成人數。此后，在呈報的文件和批示中，絕大多數出現的名義是國務院業務組。
9月21日，李先念對《一九六八年八種主要農產品收購初步安排情況》做出批示。批示中說因“情況不夠落實，不送總理、中央文革”，“只送業務組”，即李富春、粟裕和余秋里三人閱。從批示看，國務院業務組人員并未增加。9月25日，李先念將糧食部《五年來糧油議價購銷工作情況的簡報》批送給李富春、粟裕、余秋里閱，也未批給其他人。這說明業務組成員還是五人，即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粟裕和余秋里。
當時，國務院業務組沒有設立專門辦事機構，很多事項是通過總理聯絡員辦公室或秘書值班室辦理。9月9日，國務院業務組在《關于國務院直屬口辦事機構調整問題的報告》中提出：“設置國務院值班室，作為國務院業務組的辦事機構，負責行政業務（接洽、受理文件、電報、電話等）和同各部委軍管會、軍代表的聯系。工作人員暫定19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國務院業務組的主要成員李富春、李先念等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圍攻和指責。會后，他們又在全國掀起了批判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浪潮。同時，國務院一些部委的造反派向周恩來提出要李富春、陳毅、李先念等人到有關部委檢討所謂“二月逆流”的錯誤，接受批判，由于周恩來果斷制止才未得逞。此時，李富春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李先念隨后被下放到北郊木材廠勞動和調查研究。因此，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又一度被打亂，活動減少很多。
1969年初，針對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困境，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說“國務院業務組又暫時不能領導工作”，他只能召集業務組主要成員和其他有關同志開會，討論有關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的文件，以提交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討論。盡管如此，業務組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對一些重要問題還向中央報告，對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及時進行討論和做出答復。
『中共九大后國務院業務組的改組』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會后，中央領導機構成員變動很大。在國務院副總理中，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林彪、李先念、謝富治三人。毛澤東很欣賞的紀登奎、李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時年46歲，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被毛澤東稱為多年的“老朋友”；李德生時年53歲，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解放軍第十二軍軍長。他們一“文”一“武”，當時也是被毛澤東作為重要的接班人來培養的。作為國務院業務組原負責人之一的李富春則未能進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因此，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也必然要隨之做相應調整。
5月29日，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召開會議。會上，周恩來匯報了國務院業務組改組以及國務院各部委合并、撤銷、精簡和準備成立各單位革命委員會及領導小組的初步方案等問題。毛澤東指示：就照談定的原則去做；但國務院業務組的人員調整，需要紀登奎、李德生二人到京后，先確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單。6月1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直屬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傳達經中央討論的政府各部門精簡方案時，宣布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增加紀登奎、李德生二人。
6月21日晚，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會議決定國務院業務組不僅要管方針、政策，而且還要管統籌統配；中共九大以后，對各部委的革命也要抓。結合抓精簡機構工作，會議還明確了即將改組的國務院業務組組成人員和他們的分工范圍。
7月3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書面報告了中央政治局有關成員會議商議的中央和國家機關精簡方案設想。其中，國務院業務組擬由周恩來、謝富治、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蘇靜9人組成，周恩來為組長。李先念、紀登奎為副組長，李震、邱國光、劉西堯列席。蘇靜原是總參謀部軍務部部長，時任國家經委軍管會主任。李震原是沈陽軍區副政委，“文革”初調公安部任常務副部長，實際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此時謝富治兼任公安部部長；邱國光原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時任衛生部軍管會主任；劉西堯原是二機部副部長，時任周恩來的聯絡員。同日，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原則同意。”
隨后，改組后的國務院業務組正式成立，并進行了大體分工：周恩來管外交、科學、統戰；李先念管財政、銀行、外貿、外經、衛生、國務院直屬單位；紀登奎管農業、商業；謝富治管公安等工作；李德生參與國防工業，后管水電和體委；李富春管冶金、水電、機械、輕紡；粟裕管國防工業；蘇靜管計委、建委、煤炭、石油、化工；余秋里管計劃、鐵路、交通、郵電。此時，國務院業務組開始起著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作用，業務組成員的分工大致相當于“文革”前國務院副總理的分工。
7月23日，李先念主持改組后的國務院業務組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關于長江流域水災和黃河、海河防汛，解決職工附加工資，招工來源，提前修建焦作柳州鐵路的焦作至湖北枝江段等問題。會后，這次會議形成的紀要作為改組后的國務院業務組會議紀要第一號報給周恩來，并分送毛澤東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此后，業務組的會議大多是由李先念和紀登奎商議后召集，然后把討論的情況和議定的事項報告周恩來，由周恩來批準或轉報中央，待中央正式批準后，以國務院名義發布實行。
1970年，國務院業務組召開50多次會議。據記載，這些會議討論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準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等重要事項。1970年6月22日，國務院辦公室成立，同時作為國務院業務組的辦事機構。
1971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有關行文和辦事程序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地位和性質。其中內容之一是：國務院業務組是國務院內部的辦事機構，今后國務院業務組上呈、下達文件一律用國務院名義。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國務院各部門給國務院的文件、電報，請寫國務院，不要再寫國務院業務組。
此后不久，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又出現了一些變化。2月19日，在國務院辦公室報送的《關于參加全國計劃會議大會的人員名單》中，業務組增加了列席成員陳華堂、方毅、李良漢、姬鵬飛、丁江。陳華堂原是三機部軍管會主任、國防工業軍管小組副組長，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方毅時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李良漢原是工程兵副政委，時任國家建委軍管會主任；姬鵬飛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丁江原是總后勤部營房部副部長，時任國務院辦公室核心小組組長。同年1月，中央決定調華國鋒到中央工作。華國鋒時年49歲，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4月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正式成員，分管農業和商業。
『 “九一三”事件后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的變動』
“九一三”事件以后，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又有一些變動。業務組列席成員邱國光、陳華堂、李良漢、丁江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九一三”事件的影響，先后不再列席國務院業務組會議。
1971年9月30日，華國鋒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1972年3月，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謝富治病死。同年4月，陳云從江西回到北京。不久，他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與此同時，王震從下放勞動的江西紅星墾殖場奉命回到北京，并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王觀瀾成為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王觀瀾曾長期從事農業和農村工作，毛澤東曾評價他“是我們黨內最懂得農民與土地的人之一”。王震和王觀瀾主要分管涉農方面的業務。這時，業務組在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的同時，對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發展戰略，組織大規模成套技術項目的引進，抓緊解放干部和落實政策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73年3月9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其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由國務院分配適當工作。3月2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3月后，谷牧的領導職務得到恢復，任國家建委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并兼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重新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10月，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公安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李震自殺身亡。12月，中央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中共中央副主席、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不再參與中央的日常工作。
1974年初，“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逐漸開展起來，周恩來的處境愈加艱難。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也受到了江青一伙的嚴重沖擊。但在周恩來指導下，業務組頂住壓力，著力解決了一些地區和單位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其間，由于周恩來病情嚴重，業務組會議召開的次數明顯減少。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會議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等12人為副總理。業務組的重要成員鄧小平、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王震、余秋里、谷牧當選為副總理。原業務組成員中，陳云當選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粟裕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常委，蘇靜繼續擔任國務院政工小組組長，李富春于同年1月9日不幸病逝。原業務組列席成員王觀瀾當選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方毅、劉西堯等繼續在國務院部門任職。
2月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1975年第一次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為標志，國務院業務組停止了一切活動。
在“文革”動亂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業務組，排除了種種干擾，履行了國務院的基本職責，為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和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該文摘自《黨史博覽》雜志2016年第7期）